內地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史，一方面是開放，對外資、對民營資本開放市場，這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另一個方面則是改革，對國有經濟進行根本性改革，歸結為一點，就是國有資本退出。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國有企業既無效率，也無益於社會公平。恰恰是大規模國有經濟的存在，人為地製造了城鄉隔離制度，在當下市場發育過程中，製造了市場監管的雙重標準。壟斷根深蒂固，市場監管失靈，資源扭曲配置，以及嚴重金融風險，無一不與國有部門有直接關聯。
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不幸的是，二十多年來，內地始終沒有為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找到一條成功法門。從最早的放權讓利，到後來的承包制，再到向民營企業轉讓出售股權，以及最時髦的管理層收購（MBO），無不引發激烈爭論，而最終以失敗收場。
以MBO為例，一直有學者批評MBO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尤以郎咸平的聲音最為響亮。去年他引發的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辯論，迫使國資委在去年年底就表態，叫停大型國企的MBO。本月十四日，國資委和財政部正式公布《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明文禁止大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MBO。
規定倒也並沒有完全堵死MBO，允許小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繼續進行MBO，而郎咸平已呼籲，連這個口子也需要堵上。
儘管我不同意郎咸平給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開出的藥方，但他所指出的問題是確實存在的。不光是MBO，健力寶股權轉讓案的尚未被揭出的內幕也會證明，目前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始終難免國有資產流失之嫌。毋須資料支援，就足以得出海耶克所說的「模式預測」：在目前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及國有資產轉讓程式下，國有資產必然流失。
根本問題在於，誰來充當國有資產的權利代表，從而與管理層、與受讓方進行談判？對於一家私營企業來說，公司股權的所有者是非常明晰的，因而，管理層在收購股權時，將會遇到強有力的談判對手。他可以為這筆資產爭取到最好的價錢。不管這個價錢是多少，都是市場所能形成的正確價格。其經濟學和法律上的正當性，是無可懷疑的。
而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或行業主管部門是國有股權的代表人，然而，他們缺乏認真行使權利的激勵。管理層本身對於股權擁有事實上的處分權。這兩者的權利與責任、激勵與約束都是不對稱的。如果是MBO，交易就是自買自賣，如果是出售，受讓方可以以低廉價格收買國資部門或現管理者，而使之談判立場軟化。
因此，整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都面臨兩難困境：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存在缺陷：所有者缺位；只有徹底退出，轉讓出手，才能使國有資產流失不成問題。然而，目前有待解決的問題，恰恰又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所有者不到位，無人與受讓方或管理層進行談判，產權改革怎能有效進行？
因此，合理的第一步，是為國有企業構造一個更有效的權利代表人和談判者。目前，能夠代表國有企業進行談判的，是兩類人：一類是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或行業管理部門負責人，大企業則涉及地方政府首長；另一類則是企業管理層。不過由於存在嚴重利益衝突，他們不大可信。
由相應人大及其常委會參與甚至主導改革，會更合適一些。目前的做法，國有企業會成為行政部門甚至黨的財產，而代議機構無從插手。然而，根據憲法，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由於人大是人民的代表機構，因而，由人大行使國有股權所有者的權利，便更接近憲法所說「全民所有」的含義。另一方面，歸根結柢，國有企業的產權交易是一項財政事務，人大既然有權審議政府的預算、決算，當然也有權對國有資產的交易進行審議。
人大若能主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不僅可從技術上改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流程，更具有一定憲政價值；有助於釐清國有資產的歸屬問題，也可推動人民的代表機構改革控制行政部門的憲政結構之發育。當然，各地人大、全國人大有沒有這樣的勇氣，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