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長李肇星拒絕為連日來的反日示威道歉和賠償,使中日之間的矛盾又增加了一項,就是如何對待中國稱之為「民間」的反日活動。中國若在此時為民眾的過激行動向日本道歉,中國政府在人民面前的威信與顏面何存?因此,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講的「國際規則」,中國政府只好欠奉了。
李肇星在傳媒面前,談到中日之間的主要問題是「日本在台灣問題、在一些國際事務,以至人權問題上,特別是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做出了一系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
町村其後再次表示,日本對二次大戰對中國的傷害,表示反省和道歉。因此,歷史問題,只是日本千分之十八中學採用的教科書問題。中日之間的主要爭議,在於李肇星一開始就提到的台灣問題,實際上就是指美日將台灣列為「共同戰略目標」的問題。
上星期五晚上,新加坡李光耀說,日本首相小泉不管是參拜靖國神社或是修改歷史教科書,都是「爭取國家權利」,但它最近和美國簽定的條約,卻越過了一條警戒線,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和美國因台灣問題而發生衝突,日本將須支援美國,這形成一種真實的對峙局面。
李光耀說,一名具有理性與遠見的日本領袖曾對他說過,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戰爭,過了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年,兩國可以握手和解;但如果日本和中國交戰,就算再過百年,兩國也無法握手言和。
李光耀認為「這是一個雖簡單卻寓意深長的看法」。
甚麼道理?李光耀沒有說。筆者細想一下,覺得這其實源自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即「世界中心」與「遠交近攻」的傳統。
中國對外關係的傳統,從春秋以來,一是以中國為世界中心,故稱「中國」,二是遠交近攻,對遠處之國交好,對鄰國則要它們臣服。
五十年代中蘇發生分歧,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爭論,深層文化則是中共要藉對馬列的正統闡釋來爭取共產國際中的「老大」地位。其後,中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也是要爭入「核子俱樂部」,擠進世界「強國」行列。再後,毛澤東提出三分世界的說法,是要當第三世界的龍頭。隨着經濟崛起,中共又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所有這些表現都帶有深層文化中的「世界中心」的政治意識。
自四九年以來,中國與鄰國發生過幾次戰爭,包括韓戰,中印邊界戰爭,中蘇珍寶島衝突,而最莫名其妙的是所謂「懲越」戰爭。這些戰爭都反映了中國深層文化中「遠交近攻」,即要在區域當「老大」的意識。
日本最新出版的《中央公論》雜誌五月號,刊出了剛卸任的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的專訪。多年來參與美國亞太戰略事務的阿米蒂奇說:「東北亞地區過去不是由中國支配,就是由日本支配。一直到公元一八○○年,這地區都由中國支配;但十九世紀後半由日本取代,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以軍事方式、之後以經濟方式主導。但是現在,日本和中國兩國同時支配這個地區,這可說是歷史上首次的情形,中國應把這情形視為好事,和日本相互尊重平等對待。由於歷史問題,日本常常要做甚麼就有自責感。中國方面也希望日本低頭。不過我認為日本如果能善於利用日美同盟,就能和中國對抗。」「中國應該和日本建立建設性的關係,而不是零和狀態,這樣雙方都可得利。」
但在「遠交近攻」的深層文化發酵之下,中國對美國協防台海,雖不高興卻還能啞忍;把日本拉進來,要日本出頭,那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如中國示威者所喊:「小日本,甚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