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長李肇星拒絕為連日來的反日示威道歉和賠償，使中日之間的矛盾又增加了一項，就是如何對待中國稱之為「民間」的反日活動。中國若在此時為民眾的過激行動向日本道歉，中國政府在人民面前的威信與顏面何存？因此，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講的「國際規則」，中國政府只好欠奉了。
李肇星在傳媒面前，談到中日之間的主要問題是「日本在台灣問題、在一些國際事務，以至人權問題上，特別是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做出了一系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
町村其後再次表示，日本對二次大戰對中國的傷害，表示反省和道歉。因此，歷史問題，只是日本千分之十八中學採用的教科書問題。中日之間的主要爭議，在於李肇星一開始就提到的台灣問題，實際上就是指美日將台灣列為「共同戰略目標」的問題。
上星期五晚上，新加坡李光耀說，日本首相小泉不管是參拜靖國神社或是修改歷史教科書，都是「爭取國家權利」，但它最近和美國簽定的條約，卻越過了一條警戒線，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和美國因台灣問題而發生衝突，日本將須支援美國，這形成一種真實的對峙局面。
李光耀說，一名具有理性與遠見的日本領袖曾對他說過，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戰爭，過了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年，兩國可以握手和解；但如果日本和中國交戰，就算再過百年，兩國也無法握手言和。
李光耀認為「這是一個雖簡單卻寓意深長的看法」。
甚麼道理？李光耀沒有說。筆者細想一下，覺得這其實源自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即「世界中心」與「遠交近攻」的傳統。
中國對外關係的傳統，從春秋以來，一是以中國為世界中心，故稱「中國」，二是遠交近攻，對遠處之國交好，對鄰國則要它們臣服。
五十年代中蘇發生分歧，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爭論，深層文化則是中共要藉對馬列的正統闡釋來爭取共產國際中的「老大」地位。其後，中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也是要爭入「核子俱樂部」，擠進世界「強國」行列。再後，毛澤東提出三分世界的說法，是要當第三世界的龍頭。隨着經濟崛起，中共又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所有這些表現都帶有深層文化中的「世界中心」的政治意識。
自四九年以來，中國與鄰國發生過幾次戰爭，包括韓戰，中印邊界戰爭，中蘇珍寶島衝突，而最莫名其妙的是所謂「懲越」戰爭。這些戰爭都反映了中國深層文化中「遠交近攻」，即要在區域當「老大」的意識。
日本最新出版的《中央公論》雜誌五月號，刊出了剛卸任的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的專訪。多年來參與美國亞太戰略事務的阿米蒂奇說：「東北亞地區過去不是由中國支配，就是由日本支配。一直到公元一八○○年，這地區都由中國支配；但十九世紀後半由日本取代，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以軍事方式、之後以經濟方式主導。但是現在，日本和中國兩國同時支配這個地區，這可說是歷史上首次的情形，中國應把這情形視為好事，和日本相互尊重平等對待。由於歷史問題，日本常常要做甚麼就有自責感。中國方面也希望日本低頭。不過我認為日本如果能善於利用日美同盟，就能和中國對抗。」「中國應該和日本建立建設性的關係，而不是零和狀態，這樣雙方都可得利。」
但在「遠交近攻」的深層文化發酵之下，中國對美國協防台海，雖不高興卻還能啞忍；把日本拉進來，要日本出頭，那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如中國示威者所喊：「小日本，甚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