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法律系時候看經典逃獄片《月黑高飛》，除了數十年漫長逃獄部署教人喝采之外，如今歷歷在目的情節，還包括男主角含冤入獄，到後來學猾頭了，凡被問及何事入冊，跟別的囚犯一樣懶洋洋一句：「律師冇用累我。」
入行以來，有沒有遭暗地埋怨辦事不力不得而知，但印象之中，華人面臨一敗塗地，好像不大諉過於律師功過，更多喜歡自我作一番「命」與「運」的辯解。
對手打贏官司一定是他「死好命」；有證人挺身而出頂證自己是「命犯小人」；消費不知量力而為，揮霍得碌爆包括HelloKitty卡在內全港任何一張信用卡，田土廳釘契紀錄長達十數頁紙，瀕臨破產邊緣，也可輕易歸咎於「流年不利」。
曾經有委託人眼看半場官司佔不到上風，要求即時把殿堂級大狀換掉，原因不是大狀陳詞不中聽，也恐怕他根本從沒認真聽過大狀向他分析案情的隻言片語。犯上陣前易帥如此兵家大忌，兼賠將案押後的可觀堂費，只因「風水先生都話唔好用個名有『金』字旁嘅大狀，我之前信名氣唔信邪，𠵱家唔到我唔信！」
人成我敗抱怨時不與我，霎時聊以自我開解固無不可，但凡事以命以運解釋一切，這種想法本身，是否已經是一種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