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星期我剛剛交了薪俸稅，雖然未至於影響我的生活質素，但對我來說這是不小的開銷。不過，很多家長為了養兒育女，正職外找兼職，感受可能跟我不一樣。所謂外傭徵費根本是徵稅，削弱這些家庭的自由和選擇。
韋漢忠 獅子山學會執行總監
這六年來，我和妻子住在四百五十呎的單位。鄰居的單位面積差不多，卻住了四人，包括小孩和家務助理。他們請外傭是為了讓兩夫婦都可以工作，擴闊自己的選擇，例如子女教育和退休投資等。政府卻加重他們這個決定的成本，限制他們的選擇。更準確地說，掠奪了每個月四百元可以買到的選擇。
我們另一位鄰居有三名兒女，其中一名有類似自閉症的先天障礙。為了支付特別治療的費用，他們兩夫婦必須外出工作，因此須聘用外傭。政府卻要他們每月繳付四百元，這些錢本來可以使他們的孩子得到更多更好的治療。
這些家庭本來可以將這四百元用作孩子的教育費，也可以作退休的儲蓄。他們有權自由選擇。政府卻認為這些家庭要每月支付四百元，用作聘請收取這筆費用的官僚，並將錢交給一些政府認為有需要幫助，但與他們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問題在於：為其麼政府要這樣做？那些辛勤工作的夫婦，每月若省下四百元用於投資，假定每年回報率八厘，已足以負擔孩子將來的大學學費。外傭稅掠奪了他們的選擇：儲蓄的選擇、退休的選擇、孩子前途的選擇。
以十五年計算，政府相當於從每個聘請外傭的家庭拿走約十萬元。政府和本文讀者應該從這個角度考慮。
政府聰明地將外傭的每月最低工資減少四百元，然後實施每月四百元的「徵費」。此外，政府並沒有一下子實施徵費，藉此紓緩公眾的反對情緒。政府一開始擺出姿態，要減輕這些家庭的負擔；幾個月後方案揭盅，原來是掠奪外傭的薪水，削弱僱主的自由，藉以聘用更多官僚，推行各種各樣的公帑項目。
政府應該取消外傭最低工資，撤銷聘用外傭的最低家庭收入限制，並廢除外傭稅，讓聘請外傭的家庭得以享有最大程度的選擇。
有論者聲稱，最低工資可以保障工人；其實「同情心」只會好心做壞事，變相令很多人繼續在馬尼拉和耶加達市郊的垃圾堆拾荒維生，甚至更加不堪。事實上，很多人願意以更低的工資來香港工作，只是在最低工資的惡法下，他們沒有能力支付所衍生的政策溢價，也剝奪了他們脫貧的機會。
外傭會搶走香港家務助理的飯碗嗎？本地工人願意的話大可應徵。他們不願意，也不會應徵。低收入的香港家庭都樂意聘請外地傭工，讓家長外出工作，作出貢獻。這家庭可賺取更多收入，也提高了香港整體生產力。
設定聘請外傭的最低入息限額是任意和不公平的。為甚麼只有中等或以上收入的家庭才有權讓家庭收入倍增？政府為甚麼不讓其他父母出外工作？政府將選擇權交回給父母，若你須繳付這稅項，你就等如被政府合法剝奪了。
外傭稅將香港向福利國又推進一步：掠奪一些家庭的收入以減少其選擇；規定僱主繳費以增加政府規模；以「同情心」損害香港經濟和家庭。
政府在這範疇試驗，同時為其他範疇準備。銷售稅和更多「徵費」將陸續有來，損害香港家庭的經濟獨立。按照《基本法》，政府新增稅項必須得立法會批准，有人以這一點就外傭稅尋求司法覆核，但被判敗訴。故此，政府今後可以開徵任何新稅，毋須立法會審批，只要避開「稅」字便可合法剝削，不受限制。
這種不公平的稅項已實施一段時間，但已發生的不等於要無奈接受。立法會議員應繼續爭取，恢復否決開徵新稅的權力。外傭僱主應站出來抗議。香港家庭也應堅決反對政府剝奪其收入，削弱其選擇前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