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本年首二月，中國輸往歐盟的紡織品在貨值上增加百分之七十三，金額約達二十七億美元。在某些具體產品領域，例如套頭毛衣，僅歐盟十五個舊成員國的進口量，比起○四年同期便要高八倍以上。類似的情況亦在美國出現。
新公布的數據無疑為美國和歐盟帶來沉重政治壓力，原因是業界藉此機會不斷要求有關方面，對中國進口紡織品實施新的限制措施。
歐盟貿易專員近日更指出，為避免歐盟對中國的紡織和服裝進口實施制裁，中國應自行為其出口設置數量限制。
只要中國單方面限制出口數量，事情就會圓滿解決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五十年代，美國棉紡織企業在日本同行的進口競爭下利潤大降，經美日政府商討後，日本對其出口自行設限。可這樣做未能改變美企業在該行業缺乏競爭力的事實，很快地南韓和台灣便取日本而代之，令美國同行大感頭痛。換言之，日本實施自願出口限制並未能有效保護美國的紡織和製衣業，只是生產地從日本轉移至其他成本較低的地方罷了。同理，即使中國今天最終被迫對其出口加以限制，美國和歐盟同業的狀況也不會因而獲得改善。這些地方的進口商也只會把定單轉往其他成本較美國和歐盟低的地方。
更令人擔心的是，美國業界並沒有在日本自願限制紡織品出口後，而停止向政府施壓。相反，每當有新競爭對手出現時，要求實施保護措施的聲音便馬上再響起，新的限制出口措施亦隨之出現。如此像滾雪球般不斷擴展下去，本年初被撤銷的紡織品配額制度就是如此演進而成的。
過往經驗告訴我們，全球經濟曾為紡織品的配額制付出過沉重代價，難道在全球日益一體化的今天，我們還要重新走向這違背時代潮流的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