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上除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外，大概再沒有另一位領袖的葬禮能有這許多背景不同、政見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的領袖及代表人物出席。
看看昨天的聖伯多祿廣場，站在那裏送別教宗的有來自非洲的黑人領袖、有來自伊朗的代表、有超級強國的總統、有赤貧國家的領袖、有堅持共產主義的政府代表、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理……。像這樣的一個聚會、像這樣一個讓不同背景的人站在一起的聚會除了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外還有甚麼別的禮儀呢！
這許多不同國家的領袖、不同國家的代表願意來向若望保祿二世作最後的敬禮並不是因為他們服膺他的宗教思想，也不是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徒，更不是因為他們希望拉攏教廷以壯大本身的影響力。他們不約而同的來到聖伯多祿廣場是因為他們敬重教宗能真正做到跟不同背景、不同政見、不同宗教的人溝通；他們不約而同的來到聖伯多祿廣場是因為他們敬服教宗能身體力行的實踐四海一家的道理。
自從一九七八年出任教宗以後，若望保祿二世就不斷到世界不同國家及地區訪問、就不斷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及地區溝通交流、就不斷跟不同政見、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士會面。
誰都知道，若望保祿二世對共產主義是非常有保留的，可他卻依然勇於跟共產國家的領袖如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及古巴總統卡斯特羅會面。誰都知道，天主教會跟回教、東正教（OrthodoxChurch）及猶太教有濃重的歷史積怨。
可若望保祿二世並沒有迴避這些歷史包袱，反而主動的承認天主教會過去的失誤、反而主動的跟這些宗教領袖會面，甚至史無前例的踏足回教寺。這些接觸、這些溝通、這些會面當然不可能讓過千年的歷史積怨一筆勾銷、當然不可能讓教宗跟卡斯特羅的分歧消弭、當然不可能令不同的看法立時大幅拉近；但是若望保祿二世的行動至少樹立了一個範例，顯示不同宗教、不同政見、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人並不是處於一種「你死我活」、「有我無你」的鬥爭或角力中，而是可以在世界上並容共存、而是完全可以透過直接的接觸、直接的交往促進彼此了解的。
過去百多年來，各種各樣唯我獨尊的極端意識形態包括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以至近年湧現的恐怖主義已令人類蒙受極大的苦難、已令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見的人的隔閡愈來愈深。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去二十多年來卻不斷為縮窄這些隔閡、為減少這些誤會、為促進人類共存並容而努力；他能得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領袖及人民尊重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更期望其他領袖包括政治、宗教及社會領袖也能以包容及溝通處理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