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一九五六年將日記寫了一半就停止的上海男人，會是甚麼樣的呢？他在大學畢業之後，被分配到一家中型工廠工作，理科專業使他成了生產科的一個技術員，那是一個當時年青人認為可以實現理想、建設祖國的位置。
這個年青人一面為了可以在生產技術上有所突破而孜孜鑽研科學，一面又為政治上的進步而發憤。共產黨帶來了那麼多的新名詞，成立了七年的新社會，好像就是靠這些新名詞來支撐的，大家嘴裏說着新名詞，似乎就跟舊的一切斬斷了關係，當然，那也包含了一點時髦的虛榮。他出生小康之家，父親曾是一家外國輪船公司的職員，解放之後輪船公司被國家接收，父親也收編成了國家幹部。一家人依然住在上海西區的洋房裏，傭人阿金每天早上把牛奶放到餐桌上的時候仍然叫他「少爺」，對這個稱呼他已然習慣，只要不是當着外人叫他並不介意。
雖然他穿着跟滿街人差不多的解放裝，但整潔貼服的外表使他在工廠裏格外出眾，幾個女工總是在他經過的時候竊竊私語，然後突然就爆出哄堂大笑，在笑聲中又總有一個年青的女工面紅耳赤，扭頭跑開。然後他也開始注意這個眼睛大而明亮的女孩子，尤其有一天下班之際見她脫去像菜花狀的工作帽，一頭烏黑光亮的秀髮像瀑布一樣湧了出來。
他很想把這些都寫進日記裏，但落筆的時候卻又猶豫起來，覺得自己有一股跟大潮流格格不入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然後他就發現王主任在食堂排隊打飯的時候總是給那小姑娘留一個位子，小姑娘老實不客氣插隊的時候，眼睛又會向他瞟上一瞟──
生活在一九五六年的上海男人，其實面臨着巨大的人生變數，但沒有幾個會預測。那本日記最後一句「氣得我渾身發抖」，卻又與以後發生的歷史不謀而合似地着了墨。在半世紀後被我窺見，本來想買走，最後還是輕輕放回原處，不知它還能在那裏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