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思光教授在與筆者閒談中，提到他讀李鴻章的紀事，曾紀有一八九五年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時，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說，自分別以來，為甚麼二十多年貴國仍是照老辦法辦事，以致有今日呢？
伊藤博文曾任駐中國公使，過去與李鴻章打過不少交道。一八九四年中日發生甲午戰爭，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北洋水師徹底崩潰，致遠艦長鄧世昌戰死，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身亡，持續七個月的甲午戰爭結束。兩個月後，中日簽《馬關條約》，割讓了台灣島。這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屈辱的一頁。
在中國的歷史書上，多將戰爭的失敗原因，歸結為日本的橫蠻和清廷的無能，特別是慈禧太后和李鴻章，更被指為歷史罪人。
但從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講的那句話來看，問題也許出在中國「仍是照老辦法辦事」的問題上。
若論船堅砲利，那麼當時北洋水師所買到的軍艦，較日本所擁有的軍艦更加先進。若論海軍的鬥志與士氣，北洋水師也不一定比日本海軍差。那麼敗因在哪裏呢？
甲午戰爭前的三、四十年，中國與日本都開始了一個「學西方」的過程。中國一批政治人物，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引入西方觀念，購買西方的軍備，洋務運動倡導者着手建立現代工業，中國商人在沿海貿易方面也與外商競爭，許多西方人文科學著作被繙譯過來，中國也開始定期派出一批批的留美幼童……。中國這個古老文明的大國，面對西方現代的挑戰，正急起應變。差不多同一時期，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全面地向西方學習。
無論從電視劇《走向共和》，或書本《大清留美幼童記》的記敍來看，李鴻章都是力主學西方的革新派。論個人才智，李鴻章不比伊藤博文差。然而，中國的學西方，由於頑固的保守勢力的抗拒，卻不似日本那樣徹底。留美幼童並沒有按計劃繼續派出，而是計劃中途夭折了。
中國的「學西方」，也從未觸及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下，只引進西方的技術，卻拒絕了西方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沒有建立「君主立憲」的憲法，沒有建立三權分立的體制，沒有輿論對權力的制衡，沒有民主選舉。
相反，日本學西方就很徹底了。不但學了技術，而且學了制度與意識形態、思維方式。電影《最後武士》也反映出日本當時是怎樣徹底地臣服西方的管理模式的。
甲午戰爭，分出了兩個民族學西方的優劣。論船堅砲利，論硬體，北洋水師不比日本海軍差。但論制度，論意識形態，論思維方式，中國「仍然老辦法辦事，以致有今日」。
中國照老辦法辦事，不僅在一百一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時沒有改變，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仍沒有改變。
一九一九年五四時，中國一度興起了民主呼聲。到一九四六年中共要與國民黨進行內戰時，中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也屢發社論，表示「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
三權分立，民主體制，這些中共曾經提出來的建國目標，在建立政權之後，就棄如敝屣了。
直至現在，中共說的仍只是「民主集中制」，或「黨內民主」，實際上，中國仍照老辦法辦事。即使面對已有現成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體制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照中國老辦法一再出來干預釋法，似要將香港拉回到一百一十年前甲午戰爭的年代。這真是中國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