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仁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董建華治港七年後，終黯然下台，北京方面始終不相信問題在於制度缺陷，只以為是董欠缺個人行政能力，以為只要撤換董建華，代之以具行動力的新人，以新面孔帶來新局面，便可扭轉乾坤，改變局面。
在維持政治穩定（即中央可最後操控的政制不變）的原則下，中央領導相信，一如他們在大陸實施管治的信念一樣，政治的認受性毋須依靠普及的民主參與，而可以高效能的良好管治建立，此即以實效管治的認受性，來取替代議制下的民主認受性。所以，若以一位有一定民望，而亦有豐富行政經驗的前殖民地政務官，如曾蔭權等，作為特區首長，便可穩定局面，亦可遏止民眾對民主的訴求。
但中央領導的政治構想，能達至他們的如意算盤嗎？筆者認為參與特首角逐的建制派人士，須面對嚴峻的挑戰。
首先，如要建立新的形象和威望，他如何在與董建華施政對比下，為自己的施政理念藍圖定位？
例如，董在口號上「反對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但實際上他對不公平，以至徇私的政策卻斷然拒絕檢討反省，數碼港事件便是最好的實例。曾支持數碼港決定的建制派人士，尤其曾為此決定任執行的主要官員如曾蔭權，如何自處呢？應否把一切責任歸咎董建華而自己與其劃清界線，還是繼續「死不悔改」呢？
曾蔭權一直堅持單一招標的「西九龍計劃」又如何呢？若新的特首不能在「官商勾結」等的大問題上，有清晰明確的定位，相信他將難以取信於市民、商界以至其他國際投資者。但在一個小圈子不公平制度下產生的特首，能避免製造另一個利益輸送的「建華年代」嗎？
在今日香港這個現代開放和利益多元化的都市中，政府在制訂政治和經濟決策中，經常面對最具爭議的問題，就是如何開徵公共收入和分配公共開支，作公平合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決定。例如在收入上應否引入更累進的稅制，使富者多付，扶貧滅赤，縮減貧富懸殊？
在開支分配上，應否更重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百年大計，而要停止削減，甚至反而增加教育的開支？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發展，如何解決退休保障和醫療融資問題，而不會對社會中下層造成沉重的負擔呢？
上述的議題，都是在民主國家公開競逐執政時要辯論的大問題，亦是爭取選民支持、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議題。任何答案，都反映了一個希望執政的政黨或領袖的基本政治理念，而這些理念，亦往往是不少志同道合的從政夥伴，經過千錘百煉的議政和執政的經驗，提煉出來的。
未來來自建制的新特首，在現行的政制下，不能依賴政黨，而只能實踐個人化的領導。他帶領着一群無統一意志和理念，亦缺乏政治磨練和組織經驗的主要官員，單憑一些行政的經驗，便能駕御大局，贏取市民信任和團結，建立高效能而有認受性的管治嗎？如此領導班子，怎能令香港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