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日前在清華大學發表題為「關於宏觀調控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時，用嚴厲的語氣強調，今年的宏觀調控形勢如果出現逆轉，原定作為「十一五」規劃「起步年」的二○○六年，將被迫變成「調整年」。馬凱的主要理由是，今年的價格總水平上漲面臨很大壓力。當然，還有部份行業投資過多，及由此導致的能源、運輸全面緊張。
這是迄今政府高官發出有關宏觀調控最高調的言論。儘管《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今年要「堅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不過，在內地的政治術語中，「堅持加強和改善」某某，並不真的是說要繼續加強，相反，它只是政策鬆動的一個掩護而已。
因此，發改委發出「今年宏觀調控比去年更緊迫」的論調，有點刺耳。中央銀行也曾經警告，今年通貨膨脹壓力很大。不過，仔細查看相關新聞，中央銀行、統計局的口氣似乎並沒有發改委那樣強烈。事實上，自二○○三年以來，發改委關於經濟形勢的判斷，似乎總是比別的部門更悲觀，總是強調投資過熱的嚴重性。
這也許並不奇怪，因為，發改委被形容為小國務院，肩負着制訂規劃、調控經濟運行的職能。也正因為此，發改委與「宏觀調控」之間，存在着複雜的利害關係。
簡單地說，內地的宏觀調控，其實根本算不上宏觀經濟政策，而幾乎完全是微觀政策。正常的宏觀政策，政府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滙率政策，對經濟活動施加影響。政府在制訂這些政策時，並不考慮其對具體企業、行業會有何種影響。
然而，內地本輪──及以前歷次所謂的「宏觀調控」，所運用的手段，大體不外強化投資審批制度，控制固定資產投資；下令國有銀行在發放信貸時，對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企業區別對待；由國土資源部出面，收緊土地供應；還有，強化市場准入管制，比如，出台更加嚴厲的環保政策，限制企業進入。即使是貨幣政策，也具有反宏觀的特點。比如，最近專門調整房地產消費信貸利率政策。
這樣的政策，當然不是宏觀政策。迄今政府仍在強調「有保有壓」，渾然不知這恰恰是違犯宏觀政策的基本原則。這樣的宏觀調控，因為直接針對個別行業和企業，而必然擴大了政府權力，並為負責官員以上下其手的便利。
得益最多者，正是發改委。發改委掌握着內地所說「宏觀調控」的幾乎所有重要工具：投資專案審批、市場准入、價格管制。因此，自二○○三年末以來開始的「宏觀調控」措施，幾乎都出自發改委。
發改委也樂得利用調控機會，收回並擴大自己的權力。歷次經濟過熱，都是投資過熱所致。本輪投資過熱，一方面源於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另一方面，則源於民營企業進入某些行業的衝動，這一點，在鋼鐵行業尤為明顯。不管屬於哪種情況，都意味着發改委權威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政府管制經濟的權力的失落。
而調控則讓發改委可以收回並擴大管制權力。調控的主要手段，就是強化投資專案審批，將地方專案和民營企業專案納入管制範圍。以電力行業為例，發改委年初稱，各地違規開工電站專案總計達一點二五億千瓦，地方專案位八千七百萬千瓦。而所謂「違規」，其實就是未經發改委審批立項。而「調控」，就是接受發改委的審批。大多數專案最終仍會被批准開工，但重要的就是要由它批准。這是一項重要的權力。
由此也就暴露出發改委主導「宏觀調控」的利益衝突困境。大多數調控政策由發改委出台，其中最主要的條款，幾乎總是強化發改委的審批權力。因而，經濟調控過程一經啟動，就獲得了沿着擴大政府管制權力的方向，不斷自我強化的內在動力。
這自然會阻礙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二十多年來，每一次「宏觀調控」似乎都造成市場化改革的頓挫。「宏觀調控」與市場化改革之間，似已被鎖死在互相拖後腿的困境中：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驅動的，地方政府對經濟具有太大控制力。欲消除經濟周期性過熱的根源，自當削減政府控制資源與市場的權力。不幸的是，「宏觀調控」卻總是強化政府的權力。當然，推動經濟過熱的通常是地方政府的權力，而被調控強化的，通常是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此，宏觀調控也有中央與地方爭奪控制資源和管制經濟活動的權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