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自強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
近日有關特首年期的「二五之爭」，揭示中港對「法治」一詞的不同理解，一些愛國評論人批評港人只着重普通法而不理會中國法律。其實中國也以法治國，只是對法治的理解很不相同，但是港人要捍衞的，卻不是中國式的法治。
中國法治起源甚早，戰國時期商鞅創造了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當時有一條「御道」，是為了快捷地傳送軍令的通道，除非有正式文書，否則任何人都不許隨便使用。然而皇太子未有文書就走了這道路，商鞅認為他犯了法，要處罰他，但礙於不能打太子，就轉而處罰太傅（太子的老師）。商鞅當然沒有好下場，太子即位後商鞅即被五牛分屍。用牛分屍，因為牛比馬慢，行刑方式較痛苦。
這件歷史事件給我們兩個啟示，一是在獨裁政體下，法律只是用來執行當權者意願的工具，沒有特別的神聖光環。第二，苛政猛於虎，中華民族選了儒家的仁政，棄用法家的苛政是可以理解的。商鞅的「連坐法」將五戶十家連結起來，每家每戶都受到嚴密的監控，一家有罪，九家告發，知情不報者斬。司馬遷以「刻薄寡恩」來形容商鞅，其實商鞅的法制，是有效治理國家的方法，可達到當權者的意願，不過人民的權利並沒有受到保障。秦國因為他的制度而強盛，後來秦始皇的暴政更變本加厲。
中國現今的法治觀念和商鞅時期的分別不大，同樣是執行長官意志的工具，庶民的責任是遵從，不必也不能多吭聲。港人所了解的法治源自普通法，普通法的立法精神很不一樣；要了解這點，也要通過另一個變法故事。
一二一五年（大約是中國南宋時期）的英格蘭，國王約翰因為戰事接連失利，向眾多封建領主徵收重稅，嚴酷的統治迫得領主們反抗，強迫國王在大憲章上蓋印，承認他們的權利並遵守法律。大憲章有六十三條款，最重要的兩條是第三十九和四十條，是西方法治和文明的基石。
條款規定，法律面前無論貧賤富貴人人平等，未經法官審訊不能入罪，其他條款也對國王的權力作出種種限制。普通法就是這樣蛻變下去，建基於對國民權利的保障和對當權者的制約。在普通法底下，王室不能隨便立法，立法時要從風俗習慣中，找出民眾普遍接受的法律。俗語說得好，「法律不外乎人情」，普通法保證法律不會太偏離人情，不至淪為只是執行長官意志的工具，法官不能胡亂判案，要參考先例。況且政府也不一定是對的，人民有權和政府打官司，法庭只能充當公正人的角色，不得偏袒。
近期法律與經濟的實證研究，得到很一致的結論：相對於其他法系，普通法更有助經濟發展。普通法國家的融資市場特別發達，會計披露的質素相對也較高。這和普通法深入民心、得到人民接受有關，也和它能制衡有權有勢者，並保障相對弱勢社群利益有關。
普通法對小股東的保障，比任何法律體系都強。這也是普通法國家資本市場旺盛的主因。小股東受到保障，才有信心將財富付託於市場中。資本市場金額需求龐大，總不能靠幾個超級大富豪便能支撐起來。日本、德國、法國雖然富裕，但資本市場發達的程度，跟普通法國家相比卻差得很遠。香港金融市場的進步，也和普通法息息相關。
「二五之爭」，二年跟五年無關痛癢，但反映出來的理念分歧卻令人擔心。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是建基於對有權有勢者的制衡，及對弱勢社群利益的保障，不是對當權者唯命是從的那一套。詞彙相同，意義卻相反，我們所熱愛的那種法治，還能維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