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
十六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一年級學生的時候，是盧梭、洛克這些歐洲思想家的著作，給了我對民主自由理念的啟蒙，是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給了我理想主義的熱情。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當年也正好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歐洲在人類歷史上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成為人類社會的不可動搖的基礎。這，本來應當是歐洲的驕傲。
十六年前，中共用常規戰爭的規模，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當時的歐盟集體決議，對中國政府進行武器禁運以表達憤慨。這讓我們這些已經受到逮捕、監禁、流亡等等命運的學生深受鼓舞；讓我們知道，在國際社會，是有正義作為國際關係的基礎的。然而，今天，我們驚詫地聽到，歐盟已經要決定解除當年的這項禁令了。
是當年發表禁令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嗎？當然不是。有的歐洲政治領袖說，中國的人權狀況已經有了進步，這完全是對中國實際狀況的不了解。不錯，中國的經濟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政治方面，應當說是有退步的。以我個人為例，一九八八年的時候，我在北京大學草地上組織民主沙龍，當局雖然不滿，但是並未強行阻止，但是今天，原北大學生楊子立等四人私下組織關於政治問題的討論，不僅被判重刑，而且在獄中受到虐待。請問，這是進步還是退步？
有人說，六四問題已經過去了。事實是這樣嗎？當然不是。今天，大批原來參與六四的人滯留海外不能回國，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原來持有的中國護照，五年期限到了，中國使館拒絕給我延期，剝奪我做一個中國人的權利。這都是因為我參與了六四；對於六四受到鎮壓的一方來說，中共政權對我們的打擊從來沒有中斷過。今天在中國，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都不是被允許的事情。我們有甚麼理由說，已經具備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的條件了呢？
我充份理解與中國保持接觸的重要性，事實上，我本人支援過美國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支援過中國獲得奧運會主辦權。但是，對華輸出武器是另一回事。保持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得到好處的是中國老百姓；而賣武器給中國，得到好處的，只是那些軍火商和政府官員，對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對提高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沒有關係。我不明白為甚麼在六四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在中國人權狀況不進反退的情況下，歐盟卻堅持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歐洲在我的心目中，代表着人類對自由的追求的發源地，歐洲得到的尊重，就來自於對這種傳統價值的捍衞。如果中共至今仍然堅持當年屠殺學生是正確的──事實上他們正是如此──的時候，歐盟卻堅持送給屠夫武器；這樣的歐洲，還值得尊敬嗎？
歐洲，請不要讓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