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杰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
又是要為稅務煩惱的季節。相信大部份的納稅人均希望稅率低、稅項少。但就政府而言，保障足夠收入以應付開支是非常重要的。這是香港政府近年希望擴闊稅基的原因。
確保穩定的稅收，是古今各政權共同面對的問題。有所差異的，只是為解決這問題而實施的政策，因時代及科技之轉移而有更遞。粗略來說，在皇朝時代後期的中國，稅基是憑戶籍建立，而稅款是由里差收取，再轉介至中央。
戶籍冊紀錄了各地方土地的質素，以及其業權所屬。要從戶籍冊計算出每人的稅務負擔，中央首先預計每年包括皇室及士人官僚集團的開支，然後訂出每地區須繳納的數目。地區賦稅的輕重，取決於土地的多寡優劣。至於各地區的總數，便由這地區的各位業主湊足。每人稅擔的比例，是根據戶籍冊的記錄而釐定。
要體現這賦稅制度平均稅擔之理想，戶籍必須準確。這要求在戶籍冊編成初年不是問題。隨着時間過去，戶籍冊的錯漏愈來愈多，稅擔亦愈來愈不均。由於每一地區須繳納的總數不變，稅擔在人口減少了的地方便愈來愈重。而重擔亦加速了人口流失，造成惡性循環。（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對這問題有詳盡的闡述。）
戶籍增刪以外，管治集團在收取稅款上亦遇到困難。由於當時官僚架構仍未伸展至鄉里，地方的稅收只得依賴里書里差。這些里書里差多為鄉里之領袖，最初是義務效勞，至後來便額外收取車馬費。久而久之，這些中間人形成了地方勢力，為飽充私囊，索求愈來愈多。人民稅擔倍加了，但國家庫房卻不見充盈。政府的經濟命脈亦為這些地方勢力所操控。
重奪經濟控制權，是清朝中葉以後，政府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卻被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解決了。為了全速工業化，為了超英趕美，政府需要盡取民間的物資，投進工業生產。中共首先以反右的旗幟瓦解地方傳統勢力，繼而以人民公社的形式，把地方財富盡刮為共產黨所用。大躍進的失敗，並不是政府對經濟失控，而是人民公社這國家機器效率太過，搜刮得過份徹底，使農民連基本生活也維持不了。
五十年代中國眾多的農民為大躍進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代眾多的農民亦為中國現代化付出了同樣的代價。為了發展重點城市，為了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為了舉辦二○○八年奧運會，中共需要把地方財富盡收。農民亦再度淪為搜刮的對象。（個案可參閱陳桂棣、吳春桃著，《中國農民調查》。）
農民是甘願作出犧牲，抑或只是無可奈何？莫論如何，他們都理應擁有政治參與權，為自己選擇。而在我們以「中國農民智識水平不足」來否定民主制度之前，是否應想一想，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他人作出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