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NewHaven到波士頓，只是約兩小時的火車路程，過了河就是哈佛大學，他們這個地區也叫做「劍橋」，不過此河並非劍河，這個「劍橋」也不是那個中世紀的小鎮。哈佛的法律學院建築物非常宏偉，殿堂格的圖書館，闊落的閱讀室光線和溫度適中，絕不是那個劍橋把人手指也冷掉的斯桂爾法律圖書館可比的。
無論耶魯還是哈佛，現在念法律課程的中國人，來自中國內地的都遠比來自香港的多。舉世關注中國經濟開放的同時，也積極發展法治，不斷為中國的法律學者和學生提供交流和培訓的機會，建立起穩健的通到西方法治思想和法律實務經驗的橋樑。二十年的工夫沒有白費，配合着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現在內地的菁英，經常在內地取得學位和工作經驗之後，再到歐美攻讀法律學士或碩士課程，隨後在跨國大律師行服務，不少再調派到香港或北京、上海等分行工作，而另一些人則會選擇留在大學做法律研究，最終回國在國家機構做事，或者國內的大學教書。
這些法科學生和學者頭腦開放，很多都對香港十分關懷，關心和認識的程度，往往超過從香港去的學生。我談論中國憲法發展對香港法治和法制的急切性，他們真正感到很大的興趣，而且熱誠跟我討論兩地制度的異同。今天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已不是過去封閉和堅守中共八股那一代了。相形之下，關心香港前途和有遠大志向的香港留學生反而越來越少了，奇怪的是，在這少數之中，女子佔了絕大多數，像我年輕時那樣愛抱不平，不怕困難，但比我細緻務實。我們再目光短窄下去，香港就難以為自己、為中國發揮甚麼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