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推行市場化改革後，發展速度驚人。兩國的崛興，標誌着全球經濟體系的局限條件起了重大變化，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競爭壓力下必須對這變化作出回應。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地方在應對中印兩國的崛起時所作的政策調整，其方向出奇地一致。各種政策的調校，都總是循着如何透過市場力量來加強競爭力這思路來進行。德國最近的減稅計劃和法國決定取消最高工時的限制，是這方面的突出例子。
這種政策趨同的現象不難理解。當愈來愈多地方的經濟依靠自由市場來促進發展時，那些本來政府在經濟中扮演吃重角色的地區，若不作任何改革來減低政府的重要性，或遲或早其經濟將停滯不前。上述德法兩國的例子，就是這樣被迫出來的。
有必要對中印兩國的興起作回應的，又豈止德國和法國這些傳統福利國家。同樣的壓力，亦見諸於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二○○五年經濟自由指數中排名全球第二的新加坡。
以保守見稱的新加坡，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積極角色，在面對中印兩國的挑戰時，亦不得不作出主動應對。同樣地新加坡在經濟政策方向上所作的調整，亦是按大幅削減政府支出和管制，以促進市場發展這一思路進行。在這個背景下，新加坡一反過去四十年的禁制，估計將在下個月批准在該國開設賭場，以振興旅遊業。另一方面，無視過去數年多次錄得財赤，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內提出削減個人入息稅，以藏富於民。按這方向走下去，新加坡的競爭力將可獲大幅提升。
回頭看香港，無視天下大勢的轉變，一方面政府否定減稅的建議，甚且正醞釀開徵銷售稅，另一方面不少人又忙於呼籲政府引入最低工資，最低工時等與世界經濟發展路向背馳的政策。能不對香港經濟前景憂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