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到「窮人的經濟學」，內地輿論一片叫好之聲，連遠在大洋彼岸的舒爾茨教授都暴得大名。但世界上果真有「窮人的經濟」嗎？甚麼才算「窮人的經濟學」？
所謂窮人的經濟學，一種可能是指窮人提出的經濟學。事實當然並非如此，窮人恐怕無暇構建經濟學理論。因此，窮人的經濟學，其實就是更多地為窮人考慮的經濟學，內地學者的解讀也體現了這一點。人們期望經濟學家──其實，更準確地說，應當是經濟政策的決策者──在設計經濟政策的時候，多為窮人着想，多考慮點公平、平等。就是說，這種經濟學有比較獨特的價值取向：傾向於窮人。
看起來很美好。這世界上恐怕沒有人看到窮人之窮而無動於衷。然而，如果是這樣，則在經濟學之前冠以「窮人」，似乎多此一舉。因為，現代經濟學從誕生之時起，在亞當．斯密那裏，就是有利於窮人、有利於弱者、有利於權利被剝奪者的。
斯密寫作《國富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駁斥重商主義，這種理論相信，依靠政府對貿易的控制，可以實現國家財富的增長。斯密則倡導貿易自由、經濟自由、斯密說，這樣的政策，只能讓一小部份與政府有門路的人富裕，而無權無勢者卻不會得到好處。而斯密則致力於尋求甚麼樣的經濟政策，能夠實現普遍的社會繁榮。
他的結論很簡單：就是自由市場和自由憲政制度。在《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中，自由憲政制度與國民財富的繁榮之間的因果關係被直接地展現出來。這種自由憲政制度，以個人自由為宗旨，以法治為基本框架，通過保障私人財產權和市場自由准入為其骨幹，而實現國民──而不是國家──財富之穩定增長。
延續這一傳統，至二十世紀，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倫敦學派的坎南、奧國學派的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和芝加哥學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一貫追求平等。當然，它是指所有人在法律之下的平等，也即，每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的平等；以及，法治框架內運轉的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
回頭再看內地現狀，種種不平等、不公平，實乃源於政府權力過大且不受約束，而可任意侵害民眾之權利與利益。
比如，斯密曾經說過：「英國法律保證了一切人享有其自由勞動的果實。只要有這種保證，就能使英國繁榮，儘管有了上述以及二十條其他不合理的商業條例」。而在內地，不僅有無數條不合理的商業管制條例，政府亦未盡職履行其最重要的職能：保障私人財產權。憲法也只是在去年才予修訂，對私人財產權保障始有略為完整的表述。
然而，經由多年意識形態宣傳，摧毀私人財產權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政府官員尤其漠視民眾財產權利，直視之如無物。城市拆遷、農村徵地，政府運用權力強制民眾為城市建設和工業化讓路，又以權力強行壓低土地補償標準。農民權益遭受損害，法院又拒絕受理此類案件，致使大量民眾一夜之間喪失其存身、活命之本，而又投告無門。正是由於拆遷戶及農民的權利未得到起碼保障，因此，一邊是城市的繁榮和工業化，另一邊則是財富的大轉移和部份民眾的貧困。
引起人們熱烈讚揚的窮人的經濟學主要關注農民，又可稱為「農民的經濟學」。然而，內地農村的整體貧困本身，就是政府長期不合理的城鄉分割政策造成的，農民被徵收沉重的賦稅，卻不享受任何福利。農民的自由遷徙權更被全面剝奪。迄今為止，城市政府仍然漠視農民權利，城市地方人大堂而皇之地制訂相關法條，農民卻無處主張自己的權利。
同樣，內地經濟創造了增長奇迹，然而，農民工工資十餘年來卻未有明顯增長，近兩年出現了民工荒。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站在僱主一邊，而剝奪了農民工與企業主討價還價的權利。
因此，內地種種社會不公、不平等，尤其是農民、城市下崗工人之整體性貧困，乃是一種結構性不平等和制度性貧困。它不是市場之過，而是政府不公平、不正當的法律、政策所造成的。
窮人的經濟學當然比權力主導的經濟學要好，但真正的矯治之道，應當是自由憲政的經濟學。而這本來就是現代經濟學所討論的真正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