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中央使出奇招，推出由政務官（AO）出身的曾蔭權代替董建華出任特首，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穩得住香港政局，但對於香港的長治久安，卻未必有幫助，對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更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由政務官繼續壟斷香港的最高政治權力，及霸佔政府的重要決策層，所引起的最大問題，就是令到香港的其他政治力量，包括了由選舉產生的政黨，失去了成功發展成有效管治力量的機會。
政黨一日沒有參政機會，便沒有可能透過累積經驗，培養出執政的能力。香港要誕生出一個在民主政制下的執政黨，便變得遙遙無期，這亦是為何由AO出任特首，罕有地受到親中、民主派、工商派各政黨一致反對，因為這已演變成為政黨與政務官之間，爭取執政機會的零和遊戲。
政策制訂，並非一件只有政務官才做得來的工作。當然，要制訂一些天衣無縫的政策，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也有其一定的難度，但環顧全世界，由選舉而產生的政黨議員，以至在大學和民間智庫工作，透過政治委任進入政府的學者和研究員，對大多數政策制訂工作均應付得綽綽有餘。因此，制訂公共政策並不應成為公務員，特別是政務官的專利。
問題卻在於，要公務員以外的人士或力量，建立施政能力，不但需要時間培養，也必須要有實習的機會，不可以永遠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議政階段。我們可以比喻制訂政策為踏單車和游泳；這兩樣運動，要學懂本身並不困難，但若沒有練習機會，要一個普通人一踏上單車，便駕得揮灑自如；一跳落水，就可以自由暢泳，卻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
因此，要培育出可以在民主選舉下，有能力執政的政治人才，把制訂政策的職位、權力和資源，慢慢由政務官的手中，過渡到政黨手上，是香港走向民主化中，必定要踏出的一步。
相反，若果沒有了這一個健康的過渡階段，香港突然有全面普選，由這樣產生的民主，也可能難以穩定地有效運作，甚至在政治不穩下，出現民主倒退，獨裁重臨的最壞情況。
主要原因亦可以用前述的踏單車和游泳的例子來說明。由於沒有人可以在第一次踏單車時，便將單車控制自如，也沒有人在第一次學游泳時，不曾喝了「幾啖鹹水」；同樣道理，沒有民主領袖可以在一生中，從沒有任何執政機會下，就保證所有政策均可以制訂得頭頭是道。因此，若沒有一個健康的過渡期，民選領袖一開始，便要面對重大的政策決定，他們極有可能出錯，從而令市民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甚至自動放棄民主，要求官僚以「救世主」的姿態干預，屆時，所有推動民主化的努力，便會功虧一簣。
再者，我們亦不應對當今政務官的能力，有過份的幻想，亦不應將他們的角色神化起來。始終，政務官職系面對着很多內憂，包括了人才流失，青黃不接等問題。況且，政務官是殖民地的產物，為了政治控制，英國人的最終管治智慧，未有真正留存給華人政務官，曾蔭權的管治實力亦有待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