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淪陷期間，他在一頁日記裏說，巴黎失血過多，貧血了。戰前，巴黎男男女女是一扇扇的門，開向戶外，開向不可知的未來；這場劫難來了，他說那些門都不見了：咖啡館、大街上、舞廳裏全是普通隣家男女，誰都不談戰爭，偶然盡情快樂一下。他說他們的命運都終結了，像死了的人；他們什麼都不等，只等戰爭結束──那更是他們作不了主的事。他說他們只好想辦法把時間打發掉。
好多年前我讀這頁日記的時候，忽然覺得他的存在主義終於有了反面闡釋：存在主義只能存在於太平的年代；戰爭剝奪了人的存在，存在於是不可能有行動；活着的人在戰爭裏活不出形象，being變成nothingness，變成虛幻；戰爭不容許人決定自己的命運，存在從此沒有了命運。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在巴黎一家書局的閣樓上跟沙特的一個學生交換地址，他要我給他找兩枚文革初期製造的毛澤東像章：「只要兩枚！」他說。那幾年，他的老師正好全力在支持法國毛派，好幾次站在大街上叫賣毛派的報紙。
一晃，沙特去世二十五年，今年是他一百歲的冥壽了。法國國立圖書館籌辦的展覽會展到今年八月，盛大紀念這位哲學家、小說家、戲劇家和入世的知識分子，像紀念福爾泰、紀念雨果、紀念左拉那樣紀念這位拒絕凝固成典章制度的作家。可是，巴黎有些人覺得小說家AlbertCamus和社會學家RaymondAron標舉的自由思想比沙特崇高，說是他們起碼一生沒有沾過史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讀沙特的書，讀他身邊的SimonedeBeauvoir的書，我讀的都是英譯本，從來不敢肯定我讀對了也讀懂了。做了幾十年翻譯，我經歷了一種語文迻譯成為另一種語文的潛默過程：痛苦的妥協，非份的攀附，取巧的討好，武斷的撮合，過份聰明的詮釋，翻譯於是成了冗長的化裝行為。我摸不清英國人美國人化裝成沙特跟真的沙特差距有多大。在這樣的局限裏，他的哲理文章我不覺得我掌握了六成；西蒙．德．寶娃自傳體的文字轉化成英文準確度一定高些。前幾天美國報上AlanRiding寫的那篇〈RememberingSartreasan'ethicalcompass'〉說，在法國以外的地方，讀才女西蒙的人肯定比讀沙特的人多。那是對的；她那本《Adieux:AFarewelltoSartre》我永遠讀不厭。
夏天快完了，我一回倫敦馬上寫信請香港的朋友替我找兩枚六十年代的毛章。朋友寄來了，我馬上轉寄給沙特的那個學生。不久，他回贈我一本「師母」的小說《L'Invit?》，信上說：「…也許，她的作品會比他的著述長壽。她真會講故事」。
我不忍心這樣預測。沙特的政見頻頻搖擺，基本信念倒是鐵硬的：蘇聯入侵匈牙利他跟法共决裂；法國武裝捍衛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殖民地他譴責；他咒駡越戰，咒駡卡斯特羅迫害古巴作家；他呼籲法國政府收容越南船民。那都是沙特傳世的道德勇氣，二次大戰後的幾十年裏，法國人都在他醒世的感召下成長。Riding說，今年的冥壽展覽會既是在歌頌他也在埋葬他。承認他死了而埋葬他，是哲學；不承認他死了而又不停歌頌他，那是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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