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自強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
董特首終於被撤換了，曾蔭權成為署理特首，有人以民怨載道來形容回歸後的七年治理。我對董先生並沒有太大反感，總覺得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一位好好先生。董先生不能做好的，曾先生也不一定能做得妥當。
殖民地剛回歸時，人民充滿期望，但數年後怨氣大增的例子很多，不止香港。倫敦經濟學院的退休教授鮑爾勳爵（LordPeterBauer），便有一篇文章分析後殖民時期非洲各國情況，有這樣的結論：後殖民時期國家欲速不達，很草率地推行各項改革，但揠苖助長的成果，卻比殖民地時期更差勁。
新政權背棄了殖民時期所奉行的小政府、低稅率政策，也背棄了自由市場。代之而起的，是將重要企業及資源國有化、實行價格及入口管制，增加政府干預，大大地增強了當權者權力。無謂的關卡令貪污橫行，後殖民地化的非洲，人民生活比前更艱苦。獨裁者陸續出現，饑荒、部落仇殺及內戰接踵而來。
對很多人來說，殖民時期的統治並不痛苦。殖民地政府的制度，令人民的生命、財產及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這不但在非洲，在亞洲也是如此。高陽先生在胡雪巖小說系列中，提及晚清時，上海租界的房子是全國最昂貴的，因為租界的管治比任何地方都清廉，人民的生命及自由有極大保障。這裏我並不是為殖民者塗脂抹粉，大概這些都是較幸運的例子，不幸的個案也有。北美印第安人在殖民期以前，人口近二千萬，白人統治後，人口在上世紀初，曾一度跌至不到二十五萬人，種族滅絕的殘忍程度可想而知。而最近揭發比利時在非洲殖民期間，強迫當地人民（包括兒童）到安全環境極差的礦井工作，不遵從者斬手斬腳，暴行更令人髮指！
香港回歸七年的現象頗為有趣，市民對當權者的種種不滿，亦反映了不少人對「前朝的懷念」，有些人指摘這是奴性的表現。但更貼切的，這現象是由東西方文化互相衝擊所造成的。
殖民者當然不懷好意，帶來了鴉片煙，也將寶貴的資源從殖民地轉移到宗主國，而種族清洗的殘酷更不用提了。但是他們卻帶來了西方的一套自由理念，這套理念體現在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夫稱之為「經濟自由的自然制度」，亦即是馬克思帶有貶義標籤的「資本主義」了。這制度強調自由、小政府、保障私有產權和崇尚市場競爭。在這理念下，政府的最重要任務是保障個人權利，這理念銜接當時各個學術領域所追尋的理性思考，和對個人價值的重新認同，將人類從中世紀由教士及貴族操縱一切的集體主義中，扭轉過來。
很大程度上，共產主義走回了中世紀時期的集體主義，國家控制一切，個人沒有價值，個人權利不值得保障，而所謂顧及國家及人民的福祉，往往只是指當權者的利益，哪理會平民百姓的死活。從這樣的分析看，就不難了解市民為何對回歸這麼恐懼和敵視了。
香港回歸後的種種爭拗，便是源於這種西方的個人主義及東方的集體主義的分歧。七一大遊行對二十三條的反抗，就是一個好的例子。港人追求的，是能自由地生活，不事事被專權政府掣肘，這是由西方個人主義多年薰陶形成的。集體主義強調國家利益為先，個人權利為次，人民應該為大我犧牲，中國曾推崇的雷鋒精神便是這理念的表徵。這些理念分歧所造成的衝擊和矛盾，並不是轉換特首便可以解決的。
不幸的是，很多人仍對資本主義了解不透徹，以為只要多倚重大商家、大富豪便是資本主義。但只靠幾個大商家，而不把制度建基於保障權利和公平競爭之上，這便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經濟上的諸侯分封，在經濟史上稱之為重商主義，這制度的不公平性，增加了富豪間互相攻訐，也是官商勾結紛爭的根源。
能讓一個擁有英國勳銜的前朝高官、虔誠教徒執掌政權，證明現今中國領導人思想比前開放。希望這種寬容能持續，多一點信任，少一些干預，並尊重個人主義的各種理念及制度（特別是法治、言論自由和公平競爭），這會降低港人的憂慮，對於和諧地管治香港，肯定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