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穎茵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約在五年多前，千禧年前夕，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突然在電視上宣布辭職，並由其副手，總理普京繼位。受寡頭財伐操縱、庸碌無能的葉利欽在民怨聲中求去，換來的不是民主開始的自由派，而是專制，但民望高企的普京。一切一切，與現時的香港特區何其相似，分別只是普京不是完成葉利欽餘下的任期，亦不是由小圈子選舉出任新總統而已。
在普京主政年代，有力抗衡的只有共黨分子、民族主義者、大財閥；相反，自由派分子的聲音卻極其微弱，在大選中的成績每下愈況，根本不足抗衡。假如港人要自抬身價，與前述超級大國類比，香港的情況更糟；共黨分子、民族主義者、大財閥全被中央權威壓下，只能搞借故不出席會議這類小動作，民主派就更是中央某港澳事務主事人所形容的蚊子、蒼蠅，根本不足為懼。
董去曾來，民意推倒庸碌的當政者，卻沒有為香港的民主增添半點希望，這點，已足夠叫香港的民主派反思。可惜，民主派在董建華下台消息傳出至今，其表現比董建華更令人失望。在消息傳出初期，有民主派人士認為董建華離任，民怨將一筆勾銷，民主派又要重新積累民怨。這類言論，真是親者痛、仇者快，面對如此消極的反對者，中共及其在港的代理人，還怕甚麼呢？難怪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在董辭職消息傳出前夕，接受報章訪問仍信心十足，堅信民主派不成氣候，政府可以爭取中產支持。
其實，事實已告知民主派一眾友好，政府的過失可以動員成千上萬市民上街，卻不足以成為爭取民主、捍衞法治的基礎。今天，面對特首任期的爭議，民主派再次打出「法治牌」，認為中央的做法不依既有制度，不尊重法治，希望以此動員群眾反對，但是，卻遺忘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到底香港市民有多珍惜法治，對制度有多堅持？由最近的「領匯事件」，追溯至回歸之初的「居留權事件」，香港市民一再展現將個人利益置於法治原則之上的「核心價值」，叫香港市民，特別是新興的所謂溫和、保守中產為了民主制度，挑戰一個民望高企的新領導、一個強調和諧、穩定的大氣候，只是緣木求魚。
我們不相信孤立的個人，所以我們不相信獨裁統治，但是，我們更不相信孤立的制度。沒有群眾基礎的制度，只會是徒具形式，由俄羅斯到大部份前蘇聯加盟國家，甚至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都出現類似情況。
今天，我們需要爭取民主制度、捍衞法治，但更重要的，是爭取群眾對民主、法治原則的支持，對捍衞價值的犧牲精神。等候政府犯錯的年代已過，着實的民主教育工作，或許不能讓我們立時得到群眾簇擁的興奮，卻可以為民主制度建立更堅固的基礎。就讓民怨時代隨董而去，民主派在更積極的民主教育中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