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某個行業、某個社會領域出現問題後，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輿論，都會立刻本能地想到，強化中央政府負責該行業、該領域的政府部門之管理權力，以監督和約束地方政府──通常地方政府被視為問題之源。
姚中秋 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研究員
比如，面對統計數位失真，人們提出，對統計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使其不受地方政府掣肘；面對環境惡化、政府監管不力的局面，人們紛紛呼籲環保部門由中央垂直管理，增大環保部門的監管和處罰權力。
大陸目前土地問題也相當嚴重，科技園區熱、開發區熱、大學城熱，一波一波，圈地運動連綿不斷。面對這情形，去年年底，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李元稱，將建立國家土地督察制度。後有知情人透露，國土資源部正在醞釀設立「總督察辦公室」。它可能是一個「副部級單位」，並將在幾個大區設立土地督察辦公室，履行土地督察權。
此舉旨在借助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權力，約束地方政府的圈地行為。不過，有識之士已經指出，這制度必將遭遇地方政府的抵制。因為，目前，出售土地已經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
實際上，在去年收緊地根、整頓開發區等多項市場治理政策的落實過程中，國土資源部門曾遭遇不少非議和抵制。大陸到處都是工地，住宅、基礎設施、工業開發區，無一不是大手筆。馬路之寬、廣場之大、開發區之多，當屬世界之最。
何以故？因為地方政府可以用最廉價的價格，對城市居民的住宅進行拆遷，及徵用農民的土地。政府從市民、農民手中獲取的土地，除一部份供城市基礎設施使用、真正用於公共利益之外，大部份由地方政府以轉讓或拍賣的方式，出售給商業企業，從中套取巨大差價。這正是地方政府熱衷圈地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商業性拆遷或徵地，背後也總有地方政府的權力操縱。
在這一過程中，民眾對土地的權利完全被忽視。當然，民眾對土地的權利，從一開始就是虛弱無力的。不管是憲法和法律，都從來沒有承認過，民眾對土地擁有足以抵抗他人──尤其是政府──侵害的權利。
比如，八二憲法無視獲得公認的契約，取締了私人對土地的所有權，以類似於征服者的口脗規定，城市全部土地屬國家所有。至於農民，儘管有土地集體所有制，但集體究竟如何行使這一權利，法律付之闕如。尤其是，面對地方政府，農村集體沒有一點主張權利、進行抗衡的政治與司法基礎。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一度下令，法院不得受理由於拆遷與徵用引起的糾紛。正因為習慣上佔有並使用土地的市民和農民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因而，地方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圈佔土地。
若干年來，高層一直被「土地緊缺焦慮症」所困擾；然而，追根溯源，問題還是出在基本的土地產權制度上，而這卻並非地方政府之過。地方政府不過是利用了基本的土地制度上巨大的漏洞而已。
在法治較為健全的國家，基本上沒有城市成片成片大規模拆遷的事情，也不可能有城市近郊農民被徵地而陷入貧困的事情；中央政府似乎也沒有苦思苦想在土地問題上，約束地方政府的辦法，整個社會似乎也並沒有患上土地緊缺焦慮症。原因在於，擁有、佔有、使用土地的個人或企業，對於希望收購他的土地的人，擁有完整的權利，尤其是可以在獨立、公正的法院主張自己的權利。正是這種能夠找到司法救濟的權利，限制了地方政府以轉賣土地牟利的可能性。也正是由於佔有或使用土地者權利是完整的，購買的成本是昂貴的，因此，也就不會有在黃金地段大塊浪費土地的事情發生。兩相比較，在保護土地或者有效率地利用土地問題上，權利比權力更奏效。
在大陸當下體制下，土地私有制當然是個奢望。不過，在國家所有權之下，讓民眾擁有足以抗衡他人──尤其是政府──侵害之權利，卻也並非不可能。惜乎學者未在這方面下工夫。
當然，這首先要求將所謂「國家所有權」，視為一種「法律上的擬制」（legalfiction），一如英憲上之王權或普通法視角下之「主權」。否則，若政府像現在這樣，將國有所有權視為實有其事，則中央政府雖強化自上而下之監督權，亦斷難避免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專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