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拙欄表明，曾蔭權擔任特首後，面對的將是與董建華主政時相同的政治困局。當然，現在香港的經濟情況已經改善，曾蔭權能夠向工商界及普羅市民釋出的經濟資源，也比以往多，因而在施政時或會遭到較少反彈。但是，再多的政府資源都不能改變曾蔭權的弱勢格局，因為這是先天的問題，是香港的政制使然，並非曾或董建華個人可以改變的。
要令香港長治久安，北京在董建華辭職下台一事上應吸取教訓，分清楚甚麼是他下台的必然因素，然後加以解決。當然，董的性格、背景，以及經濟環境等，是香港出現管治危機、並令董不能完成任期的因素之一。這些都只是偶然因素，換成其他人，結果或會不同，但香港政制設計存在的缺陷，才是香港出現管治危機的必然因素，誰上台都只會是「弱勢特首」，也不能避免蹈董建華的覆轍。
為甚麼說曾的弱勢是政制造成呢？香港政制表面上跟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風馬牛不相及，但實際上有很多共同點，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香港跟北京一樣，在領導人的產生辦法上，無法解決「政治授權（Mandate）」這個核心問題，以致北京和香港的政府存在着「認受性」先天不足的問題。即使董建華得到江澤民的祝福，甚至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最後還是不堪那個被嚴重扭曲的政制的纏繞而黯然下台。
北京自己如何解認受性不足這個問題呢？早年，毛澤東憑着戰爭年代建立的打天下的功勳，以開國之威鎮懾天下。但到了鄧小平主政，國家早已千瘡百孔，鄧只能在經濟政策上改弦更張，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以此來保持自己和中共的管治權威，而這也成為中共保住政權的法寶。現在，中共以不斷提高生活素質、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減少老百姓所承受失業及貧困的痛苦，來換取支持，而非開放政制，讓老百姓參與領導人的選舉，分享政治成果。這就是中共拚命強調高速發展的底因，卻非治本之道，只能延緩危機的爆發。
香港當然不可能完全效法北京，也不具備這個條件。北京也明白這點，希望從政制的設計着手，解決這個問題。北京以為，只要能夠擺平香港的大財團和工商界，加上忠心耿耿的左派、土共，自然也就解決了香港的管治問題，即使政治授權不足也不會礙事。
但是，古今中外的經驗都說明，一個政權的認受性不足，早晚要爆發管治危機，人為和環境因素，只能改變爆發的時間，卻不能改變這個大趨勢。如果董建華的管治水平好一點，政治手腕高明一點，甚至香港經濟持續強勁，危機應不會在他任內爆發，又或爆發的力度較小，但到了董的下任，這個問題始終是要出現的。
江澤民全力挺董，董還是無法有效施政；與北京完全沒有淵源的曾蔭權，能否得到胡錦濤的信任，更是一個大問號。因此，靠山不可靠時，曾最理想就是甚麼改革也不做，甚麼事也和稀泥！否則，他很可能「早早墮馬」，不可能在○七年以後繼續當特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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