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昨天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最動情的一刻就是宣布明年將全部免徵農業稅，結束幾千年的「皇糧國稅」歷史。事實上，過去兩年溫家寶着力推出減免農業稅等措施，確令九億農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農民依然很苦、農村依然很窮、農業依然很危險，只是程度稍稍紓緩），但三農問題的基本格局並沒根本改變，農民的好日子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明末清初的大儒黃宗羲研究了歷史上的田賦改革後，總結出賦稅制度的「三害」：「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此「三害」後被稱之為「黃宗羲定律」，意即：不分土地好壞，統一徵稅之害；糧食售出後以貨幣交稅，受商人剝削之害；歷代稅賦改革後，稅負一次比一次加重之害。
過去十多年的農村費稅改革確也印證此說。九十年代初實行分稅制後，中央的收入大增，地方政府的稅收大減，但政府職能有增無減，政府機構日益臃腫，而中央向地方政府回撥的稅款沒有同步增加。在此情況下，基層幹部只能把手伸進農民的錢包，巧立名目向農民索錢，自然令農民苦不堪言。
北京當然知道農民不堪稅負的問題，無論是李鵬，還是繼任的朱鎔基，都在總理任內雷厲風行推行減輕農民負擔的費稅改革，而每次改革之後，確實讓農民過上一、兩年好日子，但不久稅負又回復舊觀，甚至比改革前尤有過之。為甚麼？因為費稅改革前後的社會結構、政府體制並沒改變，官員隨意魚肉百姓的權力並沒減少，靠百姓吃飯的官員人數也沒減少。這些才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關鍵。費稅改革初期，地方幹部在中央的巨大壓力下稍稍收斂，暫時不向農民伸手。但他們能「餓着肚子」多久呢？一、兩年後，中央壓力稍減，他們自然要農民雙倍奉還。農民負擔又怎能降下來呢？
而且，吃皇糧的人數年年增加，幹部人數從一九七九年的二百七十九萬，增至現在的四千五百多萬，官民比例已是一比二十六（即二十六個老百姓供養一個幹部），是漢代三百倍，清末的三十五倍。可想而知農民的負擔多重了。要改變這種局面，只能全面改革官僚體制，把五級政府減為三級，對農民實行國民待遇，讓他們自行組織起來。否則，農民是無法過上好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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