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伯請辭，雖不能說已成定局，但看來是八九不離十了。中央說甚麼讓董任政協副主席是肯定董過去七年多的貢獻，甚麼希望加強香港和中央的溝通等等，不僅是廢話，而且是美麗的謊言。要以政協副主席來肯定董特首的貢獻，為甚麼又不以此來肯定何特首的貢獻？要加強與香港的溝通，只須勿向香港隱瞞沙士疫情或紅火蟻氾濫就足夠了，何須勞煩政協副主席？
中央何時以及因甚麼事情對董伯開始不信任？是討論董伯請辭一事的關鍵。
中央對董伯的不信任，不是源於港大民調風波，不是因為多年來董伯的民望持續低迷，不是因為兩次「七一」大遊行，不是因為香港不斷有人叫「董建華下台」……，總之不是因為董伯的政績不彰。那麼因為甚麼？
筆者認為，中央對董的不信任，源於董在處理香港政制檢討問題上，違背了中央的意圖，為中央製造了麻煩，即所謂「添煩添亂」。
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是絕對不容許人民普選的。這牴觸了北京的底線。董伯做錯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年底，在準備二○○四年施政報告時，原擬大篇幅地提出○七特首選舉和○八年立法會選舉的政制檢討，並以之列入二○○四年施政議程中。了解香港民意趨勢的人，都知道這項檢討在香港全面展開之後的必然結果就是「雙普選」。中央豈會不知？於是立刻向董伯叫停，阻止了他在二○○四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政制檢討的全面討論。這是董伯未了解中共政權本質的、違背上意的缺失。
其次，中央叫停這件事，本是內部通傳，是不宜公開的。但董伯卻公開表示這是「中央叫停」，由此而在香港及國際社會陷中央於不義。這是北京難以容忍的。
其三，是董伯仍不領會北京的意圖，沒有在政制發展上呈請人大常委「釋法」，以致要人大常委在既沒有香港終審法院提出呈請、也沒有香港特首提出呈請之下，違反《基本法》所定在去年四月六日主動「釋法」，進一步陷中央於不義。
其四，人大常委在去年四月六日的釋法原文，提出香港政制是否需要修改，由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提出報告，人大常委根據這個報告「確定」。筆者相信，中央當時已向董伯示意，要他在「報告」中提出否定○七、○八雙普選的意見。這樣，人大常委加以「確定」，就完全符合四月六日的釋法文本了。但董伯在「報告」中只提了一些原則，並沒有提出要否定○七、○八雙普選。因此，迫使中央再次赤裸裸伸出干預之手，在去年四月二十六日，由人大常委作出「決定」，否定○七、○八年雙普選。
董伯不領會中央意圖，迫中央插手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並引致國際輿論包括人權組織和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的嚴厲批評。中央對董伯可說不滿已極，無法容忍。胡錦濤提出「查找不足」後，中央對董的明裏暗裏的疏離，董已心領神會。知情識趣的他，提出請辭是免不了的事。
董伯為甚麼不能領會中央意圖呢？從上述四點看來，香港前年「七一」大遊行的民意取向仍是主導他行為的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董伯未必像一般輿論所說，惟北京的意旨是從。但在「一國兩制」之下，特首這位子也確是太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