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讀李輝的《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心裏很不舒服。讀胡風夫人梅志的《往事如煙──胡風沉冤錄》和《胡風傳》心裏一樣不舒服。去年傳來十月八日梅志辭世的消息，我想起九十年代張昌華編的胡風梅志散文合集《長情贊》，想起梅志在序言裏說，過去她只要看到楓葉，一定捋下兩片來，一片送給胡風夾在日記本裏，一片夾在她正在讀的書中：「如今每年面對紅葉時，我除了感到酸楚之外，總要想起一些往事」。
往事裊裊不散。胡風獄中寫給梅志的那首〈長情贊〉原稿儘管不在了，詩永遠在梅志心上。張昌華形容她是由衷的慈藹，是絕對的美麗。我在一些書上常常看到的那兩張老照片，梅志確實美麗：一九三四年在照相館裏跟胡風合照的那張顯得年輕；一九七九年跟胡風在桂湖邊的留影風韻還在，眉宇間終於敷上一抹淡淡的蒼茫：「我實為一個平庸的老嫗，僅比一般人多受了一點苦難，也就多知道一點為人之大不易」，她說。她靜靜認命，我心裏更不舒服。
我那陣子讀了一些寫胡風的書，也讀了一些關於鄧拓的書，不為了什麼，只為了多想一些讀書人的課題。王若水說，一九五四年年尾的某一天，鄧拓要他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而且要他第二天就交卷。當時報上在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鄧拓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說是俞平伯用的是胡適的方法，現在必須把批判的目標轉變為胡適的思想。王若水匆忙到圖書館借了幾本胡適、杜威的書，連夜趕寫文章。
那時候一位研究中國新文學的英國朋友跟我談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處境問題，他說，胡風判刑後給中共中央寫的那篇〈心安理不得〉的感想是最深刻的一篇自白書：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而「心安」；無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處而萌生的「理不得」的困惑。「在那樣的政權統治下，」朋友說，「我驚訝的是中國讀書人心中那股傳統的價值觀念始終沒有消亡！」他說那是跟蘇聯、跟東歐的讀書人不很一樣的一股「精神」。
徐慶全的〈胡風致喬冠華函〉說，一九六六年，胡風知道要到四川服刑之後寫過信給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婉轉表明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讓他留在北京服完剩下的刑期。喬冠華沒有替他爭取。聽說，一九五三年喬冠華奉命向胡風傳達中央看法的時候說：「我過去是你的朋友，現在是你的朋友，將來還要做你的朋友。我覺得，把問題攤開來談，花幾天工夫一定可以談得清楚。我覺得，這個關一定可以過去。」胡風說：「我從來沒有抱過關思想。」喬冠華說：「我的話說錯了」。
上個星期，我影印了這篇文章寄去給那位英國朋友看。我心裏還是很不舒服。喬冠華一九六六年把胡風給他的那封信經章漢夫、姬鵬飛轉給周揚，短短的附信上收尾說：「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邊（便）再理會他了。」昨天深夜，朋友從倫敦打電話說：「喬冠華後來不是也成了不便再理會的對象了嗎？那是甚麼世界！」我忽然想起梅志晚年說的那句話：「今天還能坦坦然地見人，理直氣壯地說話，可能也是我的平庸吧！」在那個說謊的時代裏，平庸才是活着的脊梁。
（圖）俞平伯舊詩稿兩頁
逢周一、三刊出
電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