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中，香港的全球化定位，毫無疑問應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窗口，以及中國通向世界、通向全球的橋樑。利用香港靠近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以及較大陸完善的法治、經濟及資訊自由度，完備的會計制度，使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國企、民企上市集資的主要地點。事實上，過去八年，香港一直朝這個方向發展。
在這樣的全球化定位中，香港最珍貴的，是法律、會計、金融、資訊等等行業的人才，也就是專業人士。這些人，都是中產階級。他們不是富豪，但卻是較為富裕的人士。他們既是香港最主要的納稅者，又是社會上穩定的、只求緩進而不求急變的力量。香港的施政，本應以維護這些人的利益，滿足他們對政治穩定、子女教育高質素以及居住環境良好的要求為主。
然而，中國的香港政策，從來對「中間階層」是較輕視的。傳統的香港政策，是所謂「抓兩頭，帶中間」。兩頭的一頭是商界、投資人士、富豪，另一頭就是低下階層。中共在香港主要經營的基礎，一是中華總商會、廠商會等商界上層，另一是工聯會、愛國學校。北京主管香港政策者，傳統上認為，只要抓住兩頭，中間就可以帶起來。
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時，一再向富商提出，「請投資者放心」。富豪中據知只有已故的新鴻基證券主席馮景禧曾表示：「我放心沒有用，如果我手下主管證券、金融的專業人士不放心，他們紛紛離港移民，我也沒有人才幫我在香港投資。」他一語中的，講的正是香港的強項，也就是最珍貴的財富，就是人才。
但北京的思維方式五十年不變，因此在香港的工作，仍是一如既往地「抓兩頭，帶中間」。
香港選委會的組成，是兩頭大，一頭是商界，另一頭是以民建聯、工聯會為首的基層。中間，即專業人士、政界精英的人數較少。中國揀選全國政協，或經常籠絡，被認為有機會直達中央的人士，都是商界名人，或是民建聯、工聯會的基層。
香港政黨的組成，商界是自由黨，基層是民建聯，中產者則是民主黨與四十五條關注組。儘管香港的民意主流一直在中產階層方面，兩次「七一」大遊行，民調也顯示大多數參與者都有較高的學歷，但在北京與特區政府的不合理的選舉制度安排下，立法會的政黨組成，仍是兩頭大、中間小。
董政權過去七年多的施政，也是着重兩頭，忽視中間。他重視投資環境，照顧商界利益，而另一手段就是「扶貧」與增加福利。對於付稅主力的中產者，就既破壞使他們安居香港的原有的教育制度，又打擊他們對民主、自由、法治的價值觀。去年董伯的施政報告說要增加中產人士參政議政的機會，會委任更多中產人士進入政府諮詢組織，卻「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今年的施政報告重彈「讓中產階層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看來也是放空炮。中產者擔心的是會增加他們的稅務負擔，並拿這些錢去「扶貧」。
最近的「三屆特首人選熱」，傳媒均鎖定向富豪或親中政黨人士，去問特首人選，原因是他們同中央較接近。
回歸七年多，香港的千錯萬錯，其實只有一個錯，就是漠視香港發展的主要力量──中產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