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德．札卡利亞（FareedZakaria）
每當談到第三世界，總有人說，這些國家何不試試美國西方的做法、採用西方模式？或許因我在印度長大，我會想，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獨立時，主要是採用工黨的構思和計劃，要令印度成為一個富裕的國家。
當時，大部份第三世界國家都採用傳統經濟智慧，借用西方的發展模式。很多領導人都把倫敦經濟學院或法國索邦大學的理論奉為圭臬。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海耶克和佛利民帶頭在經濟領域掀起變革，繼而愈來愈多人注重對市場友善的辦法和市場原則。大家都要求窮國採用這些原則。人才資本的投資，比投資於大規模物料資本更受重視。然而，貧困未改。然後我們發現，擺脫困境在概念上講得通，實際上仍然有所不足。
就在經濟領域出現重大變革之際，一名事業如日方中的秘魯商人突然急流勇退，回到秘魯，提出一個我個人認為是經濟學中最難解答的問題：為甚麼有人富貴，有人貧窮？為甚麼北方富裕，南方卻貧窮？
像所有優秀的經濟學家一樣，狄蘇圖（HernandodeSoto）決定召開學術會議，商討這個難題。獲邀請與會的，包括海耶克和拉丁美洲的保守派及社會主義政治領袖。他甚至請來二十名無牌小販，請來真正的窮人，問他們覺得為何自己未能夠富起來。
現代經濟學中某些極為重要的概念，由此而來。狄蘇圖開始發現造成貧窮的政治經濟因素，並發現部份原因，是窮人欠缺清晰並可作轉讓的產權。換言之，窮人沒有合法途徑獲得資產用作買賣或借貸。
我仰慕狄蘇圖，因為在該次學術會議以後、在得出上述發現以來，並未停下腳步。他寫了一本精采的書《另一條路》，旨在挑戰《金光大道》和由其提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論據。他還嘗試把概念化為實際行動。阿里士多德說：出色的想法，歸結於出色的行動。狄蘇圖以行動為此作證。自一九八六年他的著作付梓以來，狄蘇圖將大部份時間致力想辦法讓窮人獲得產權。
有人認為，窮人之所以貧困，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等等。看看中東諸國，不少人仍然持有這個論調。有些人認為文化因素可以解釋一切事物，好的、壞的，通通可以用以解釋。我認為這是根本上偏離現實。
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論述，歐洲天主教的文化因素，令它註定無法出現和採用市場經濟。看看過去五十年來南歐的增長比率，可見南歐的增長率大致上是高於北歐的。
韋伯這本書中，有一章是很多人都跳過不看的，就是有關儒家的一章。韋伯認為，儒家與資本主義特別格格不入，因此中國勢將停留在進入資本主義前的貧窮狀態。這個預測，大概不大可能成為事實吧。
文化因素不足為憑，事實卻更為慘淡。令到人民貧困的，是政治利益、機關利益，以及政壇顯要的利益。狄蘇圖問那些窮人，他們是否想在市場經濟中過活，是否想成為資本家。結果發現，不論是在秘魯、埃及、以至孟加拉，所得的都是同一個答案。人人都想在市場經濟中過活，人人都接受資本主義。大家都想有機會出人頭地。
我認為這是當今之世最重要的問題。沒有某程度的政治穩定，要令世界維持健康和充滿活力，簡直難以想像。而維持政治穩定的關鍵因素，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冒起，以及由中產階級組成的穩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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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總編輯，本文摘譯自他於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佛利民自由進步獎」頒獎禮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