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對華戰略由模糊變清晰,除本欄之前分析的日本內部原因外,與近年中日關係徘徊不前,以及中共高層還沒完成權力過渡,也有一定關係。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對日本都懷有一定感情,可能因為當年日軍侵華客觀上幫了中共大忙,不但令中共免遭國民黨剿滅,反而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不斷壯大。過去二十多年,幾乎每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國務院總理,都在上任後不久訪問日本;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第三度復出,首度外訪的目的地就是日本,翌年訪問美國回程時還特意停留日本。
可是,隨着中國與美國、歐盟的關係回復正常,日本作為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的橋樑作用日漸褪色,中國對日本資金和技術的依賴程度也不斷下降,而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對日本「有感情」的已寥寥無幾。近年,北京開始對日本不假辭色,而早已習慣事事受到中共奉迎的日本人,又怎不為之氣結呢?
更重要的是,中共自從九十年不斷宣揚愛國主義,以對抗西方的和平演變後,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而日本就是其中一個最能牽動國人情緒的國家。目前,中共高層的權力過渡還沒完成,領導人權位還沒穩固,大家自然不能在中日爭拗時,向日方示弱,以免在黨內被批評。胡錦濤等新領導上台後,幾乎訪問了所有鄰國,甚至連非洲、拉美都去過了,也不去日本訪問,就是這個道理。若日本首相和內閣成員不放棄參拜靖國神社,或不就侵華戰爭公開道歉,胡錦濤是很難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的。
中國該怎樣應對日本的戰略轉變呢?北京應該認識到,日本把台灣問題列入其「戰略目標」,就是明明白白的打起「台灣牌」。事實上,這是日本憂慮中國急速崛起的預防性做法,並不表示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升溫,甚至支持台灣獨立。
北京該做的,仍是謹記鄧小平的教訓: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因此,主動修補中日關係是北京首務,甚至應頂着國內和黨內的壓力,盡快派更高級別官員訪問日本,尋求建立部長級的磋商機制,解決雙方的紛爭。做了我們該做的,日本人不吃軟的,到時候再給他們吃硬的也可以。
中國的專制政體,先天上讓鄰國難以放心,更何況中國國力迅速冒起,軍力日益強大,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沒半點改變,決策過程還是極度不透明,益令鄰國擔憂。日本人的憂慮,多少也反映了區內其他鄰國的憂慮。因此,北京決策層過度和過激的反應都不適宜,那些聲言不惜死十億人與美、日決戰,甚或向日本投擲核彈的狂熱言論,是瘋狂和極不負責任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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