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二月十日，日本政府宣布接管釣魚島上的燈塔。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台群島開展的主權爭議已經到了攤牌的時刻。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態度如此強硬，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政府息事寧人的處理態度導致的。前此多年，日本右翼勢力一再在釣魚島問題上挑起事端，中國政府總是表達「強烈抗議」，希望「今後不再」，但是，也就如此而已，並沒有採取任何實質上的外交動作。中共以為如此就可以緩和中日關係，促進中日友好，但是從事態發展看，效果是南轅北轍。
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由來已久，也是與中共的對日所謂「友好」政策相關的。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澤東就對訪華的日本國會議員表示：「我們對日本民族是諒解的……對你們過去欠的帳再要來討帳，這是沒有道理的。你們已經賠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就是這種態度，不僅導致中國沒有向日本索賠，更深遠的影響，是讓日本沒有感受到深刻反省的必要。放棄對歷史的追究，也許換取了當時的利益，但是也為民族長遠利益埋下了隱憂。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重新抬頭，就是這樣一脈相承的忍讓政策的產物。
釣魚島的問題在中日關係上如此重要，並不僅僅因為它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也並不僅僅因為該島所代表的經濟資源的戰略意義；更重要的是，隨着中國國力的強大，中日之間的矛盾已經在所難免。
在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復興，也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釣魚島問題，已經成為事態發展的關鍵，具備象徵意義。在此之時，只有採取強硬立場，才能遏制日本右翼勢力的增長，在中日衝突中，搶先佔據有利位置。反之，如果繼續忍讓，只會縱容日本繼續嘗試新的擴張，其結果，可能會給中日關係帶來更大的陰影。因此，正是為了中日之間能夠有持久的和平，真是為了中日友好，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更是不能讓步。
中國政府會如何繼續做出反應尚不可知，但是「保釣」運動本身從歷史上看，就具有民間性，現在沒有理由不繼續由民間扮演抗衡日本擴張的。我們常說，希望中國出現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的內涵之一，就是公民主動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曾經有效的遏制了當時日本的領土企圖；今天，也許歷史已經到了呼喚「新保釣」運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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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文章隔星期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