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
最近，三藩市一份報章報道，美國布殊總統計劃削減一個「社區發展」的撥款，減幅約為四十億美元。由於三藩市一帶有好些貧民區，是該計劃的受惠人，據市政府表示，約有二百間非獲利福利機構得到該計劃資助，其中約三分一完全倚靠該計劃。因此，若削減建議通過，那些機構可能要即時關閉。這種史無前例的大整頓引來極大爭議，民主黨某些高層已誓言會「抗戰到底」。
筆者提起這段新聞，是因為香港現時有類似情況，雖然不是那麼嚴重，但已令社會福利界苦不堪言。有趣的是，多年前，很多社會福利界代表出席論壇時，都喜歡引用美國例子，說明香港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如何不足云云。而且，美國政府負債多年，大家都以為美國會繼續借債，以維持現行的福利體制。想不到，原來美國一旦削減福利，手段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
請勿誤會。筆者並非說香港或美國不需要這些志願機構，去為弱勢社群謀求福利，不過，如果我們以為政府是「大靠山」，有取之不盡的資源，那大概錯了。而政府也不一定像教科書所說，會在經濟衰退時為更多人提供福利，因為政府本身同樣陷入經濟困難。
最不幸的是，香港的撥款機制，會強迫一些志願機構在限定時間內把錢花光。所以，經濟好時，志願機構的服務可能會過度膨脹，經濟轉差時，志願機構沒有積蓄，又得不到政府撥款，便無法維持原有服務。
筆者認為最可取的，是政府改變撥款模式，一筆過針對某些計劃撥款，然後志願機構委託銀行或金融機構投資（例如投資債券，有穩定利息收入），再以所得利息或紅利作出各項計劃，包括招聘及服務。政府可每隔一段時間（如三至五年）評估，好的話可以增加撥款，不好的話可以停止。而在政府陷入經濟困難時，即使沒有新撥款，志願機構仍可利用利息收入維持最基本服務，保障有需要的人。在這種新機制下，志願機構也不至於過度擴張，免得在經濟不景時，幫不了人反要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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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