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劉致新先生《迷人而不醉人的紅酒》（《明報月刊》2005元月號），頗有感受。「好酒還是讓人銘記的，」他說：「有朋友飲酒時，感動得流淚。2000年朋友開了一瓶1900年的ChateauMargaux，大家飲的時候都屏息靜氣，如待上賓。」
劉紹銘
劉致新上述這段話有一句特別可圈可點：「有朋友飲酒時，感動得流淚。」舊時酸文人，愛把人間美食或絕色美女的認知經驗形容為「眼睛吃冰淇淋，靈魂坐沙發椅」。劉致新筆下那些朋友「品紅」，竟會感動得流出眼淚，想來大有資格給我們講講靈魂坐沙發椅究竟是甚麼滋味。
那幾位品紅落淚的高人，那天沾唇的，不知是哪品種？劉先生的文章，還有教人看儍了眼的話：「最近有香港人在加州以170萬美元買入了三瓶ScreamingEagle，折算一滴就要近200美元，比最貴的香水還要貴」。
在香港生活，因空間窄小，連貓狗也變得緊張兮兮的。疲憊的靈魂，確有坐沙發之必要。周作人飽經世故，深信「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而他說的「無用的享受」，包括「喝不求解渴的酒」。知堂老人大概是個唯物主義者，不知作為無用享受的酒，能惹人熱淚，替疲憊的靈魂按摩，在精神上實有振聾發瞶的功能。當然，不是所有酒色帶紅的飲品都可以令人銷魂。劉致新先生說話非常負責：只有好酒才會讓人銘記。當然「好酒」不一定要價錢昂貴到二百美元一滴的。但氣派矜貴得教人「屏息靜氣，如待上賓」的貨色，不必問了，絕非我等升斗小民負擔得起。
ChateauMargaux買不起，靈魂累了，還是會苦苦相纏，要你按摩的。張愛玲《對照記》有《笑紋》一篇，給我們提供了另類靈魂按摩的法兒。原文照抄：
1970年間我在《皇冠》上看見一則笑話，是實事，雖然沒有人名與政府機關名稱等細節。這人打電話去，問部長可在這，請部長聽電話。對方答道：「我就是不講。」這人再三懇求，還是答說：「我就是不講。」急了跟他理論，依舊得了同一答覆：「我就是不講。」鬧了半天才明白過來他就是部長。
你看了，會不會覺得好笑？口齒不清的人，把「部長」念成「不講」，真是貽笑大方。這類南腔北調、或北腔南調引出來的笑話，多的是。走筆至此，為了證明林語堂所說草根笑話「每多涉及猥褻」確有道理，請以據聞真人真事為例。據聞某影星屢向人信誓旦旦，說自己不工心計，做人「沒有陰毛」。真是羞羞呢，如此personal的事，怎好在人前坦白。後來真相大白，她要說的，是自己沒有「陰謀」。
我們給渾沌的政治、澆漓的人情弄得麻木的靈魂再來一次「馬殺雞」（massage）吧。話說某父母官，雅好文墨，說話老裝腔作勢，給屬下訓話，老愛套用analogy和metaphor這種修詞。這就是說，為了屬下聽他演講能觸類旁通，他不斷的在發言時加上一句：「我有一個屁放」。長官大人要放屁，是天要下雨，娘要出嫁，沒法阻止的事，身為下屬，只好屏息以待。誰料等呀等呀，還是沒有動靜。說時遲，那時快，長官又再宣布「我有一個屁放」。後來查明原委，長官大人要說明的，其實是「我有一個比方。」
靠「好酒」來作馬殺雞，所費不貲。但讀一則笑話，一書在手，不費分文。張愛玲跟我們說，看了「我就是不講」的笑話，她「大笑不止，笑得直不起腰來。此後足有十幾年，一想起來就笑得眼淚出。我自己從前學生時代因為不會說上海話，國語也不夠標準，在學校裏飽受歧視，但是照樣笑人家」。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張愛玲，在美國過的是自我流放的生活。生活靠基金會和版稅打發，雖然不致餐粥不繼，但絕對喝不起1900年ChateauMargaux的紅酒。窮愁潦倒之餘，靈魂實在需要按摩。區區一則「不講部長」故事，讓她笑得直不起腰來，可見笑話，或推而廣之，幽默文字，實有「療傷」作用。
可惜中國載道傳統，不利幽默文字滋長。林語堂早在《論幽默》一文就說穿了：「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為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
但正因「人生實苦」，可以讓我們開懷片刻的記載，也彌足珍貴。中國人在文革時期的生活，用最平淡一句話說，是乏善可陳。但一樣有令你忍俊不禁的場面。那時期父母生兒女，也要表態，因此神州大地一下子就添了千千萬萬以「衛東」、「映紅」為名的共和國公民。據任喜民編的《文革笑料大全》所載，有趕時髦的鄉巴佬替寶貝兒子取名「紅旗」的。那時候夫婦的暱稱是「愛人」，但鄉下地方，老規矩改不了，紅旗他爹呼喚紅旗媽媽時，還是一板一眼的在前後院喊着：「紅旗他娘！」「紅旗他娘」就是普通話的「紅旗他媽的」。結果紅旗他爹被扣「反黨叛國」罪名，捉將官裏去，費了好一番唇舌後才開脫。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與生俱來，絕不利幽默細胞生長。「三言」小說《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的入話劈頭就教訓我們：「顰有為顰，笑有為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難怪在這種「不可玩忽」環境中長大的炎黃子孫，活在世上，臉上難得看到一絲笑容。為官的為了顯露威嚴，日常無事也繃緊着臉，看來就像剛鬆了繃帶的木乃伊。
HarryLevin把喜劇人物粗分為「煞風景」（Killjoy）和「小潑皮」（Playboy）兩大類型。在舊時社會中，Killjoy的代表人物是《牡丹亭》中詩云子曰的老冬烘。在文革時代的大陸，該是永遠正確的黨支書或「月訊」早停的馬列主義老太太。
在《西遊記》中，語言無味的唐僧是名副其實的Killjoy。悟空呢，你猜對了，是小潑皮。在西方的喜劇中，Killjoy有幸派演喜劇角色，無非因為他矯飾、虛偽的面貌，常是嬉皮笑臉的Playboy嘲弄對象。這一僧一猴一碰頭就鬥嘴。大聖受不了膿包師父的善哉善哉，一拗氣就反唇相稽，一來一往就出現喜劇的光景。我們可不能忘記的是，悟空終歸是「非我族類」，因此他在師父面前插科打諢的作為，大可不必深究。寶玉在《紅樓夢》中的地位，是名正言順的Playboy，但他可敢在Killjoy的父親面前撒野？
中國文人連選輯笑話也講究教化功能，務求達到「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標準。正如王利器和王貞珉在《中國古代笑話選注》序文中所言，「我國古代笑話……通過辛辣的諷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當時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在引人發笑之餘，令人深思。……愛憎情感鮮明，戰鬥精神強烈，是犀利的戰鬥武器和生動活潑的生活教科書。」
吳經熊曾給中西幽默兩個傳統作了這麼一個界定：西方人是「幽默得認真」（seriouslyhumorous），而中式幽默是「認真的幽默」（humorouslyserious）。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本土大陸，雖不聞炮聲，但子弟兵轉戰歐亞二洲，民心畢竟受到戰事影響。電台報紙本是公器，應該參加「全民皆兵」的行列，在言論上隨時反映敵愾同仇的精神才是。可是《紐約時報》我行我素，有一次居然以社論的版面談些在戰爭時期看來絕對是雞毛蒜皮的事，TheDeclineofBeefStew，抱怨牛肉羹的品質每況愈下。
咱們同胞本來坐上靈魂的沙發椅了，想不到還有好事者跑來提醒他們笑話是「戰鬥精神強烈，是犀利的戰鬥武器」。邱吉爾在戰時有一次上廁所，出來時忘了扣上褲襠的鈕釦，親信提醒他，他淡然的說：「別擔心，煮熟了的鴨子飛不了。」這真能表達seriouslyhumorous的精神。
林語堂在《論幽默》結尾說：「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趨迂腐，文學必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此文發表於1934年。半個世紀後，他的話由王朔以小說家的口脗演繹出來。在中篇小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小娘子指着她的男伴罵道：「我早就發現你是個乏味的人了。我最討厭乏味的人！中國人怎麼都那麼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媽沒勁！」
不想做乏味的人，盡量找機會給靈魂做馬殺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