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的今天，散文與雜文這兩種原來別有所屬的文體，早已聲息相通，不分楚河漢界了。但在魯迅活躍的時代，雜文這「東西」，看來不是一種法定的廟堂文類。他自己就說過：「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甚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現一種叫雜文的東西。」
把雜文稱作「東西」，大概只有魯迅才夠聲望出此狂言。接着他又說：「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
依他這種說法，單就格式而言，雜文的確可以隨心所欲。散文當然一樣可以隨心所欲，覺得非這樣寫不可，就這樣寫。但對老一輩讀者而言，散文二字多少帶有先入為主的聯想，跟清風明月意象或溫柔婉約感性結不解緣。我們因此稱朱自清或冰心為散文家，但做夢也不會把他們看作「雜文家」。
據錢理群等人所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說法，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等於把文字帶進「無體」的境界。這種「體」固然給「學習、推廣、再生產造成困難，卻同時提供了特別大的自由創造的空間。」
翻開魯迅雜文舊賬，發覺他要暢舒己懷，表達的形式除「東西」外，別無選擇。他觸及的話題，不少是突發的，內容更是天文地理哲學民俗政治官司無所不包。要應付迫在眉睫的風波，只能用「刀筆吏」快招。魯迅在「東西」中找到了自己，也給這種文體帶進了中國新文學的範疇。
魯迅開的風氣，福蔭廣披。今天我們在香港報紙副刊看到的文字，除了「我愛月亮，但也愛星星」那類閒情記趣外，其實都是「東西」。我們都是魯迅的後人：我們都是「東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