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舒亞．穆拉夫奇克（JoshuaMuravchik）
喬治布殊在首次任內受到大量侮辱，確實是眾矢之的。他在二千年的大選贏得不光彩，相信是這些強烈意見的成因之一。
可是，布殊在去年十一月勝出連任，第二次任期的合法地位已經不容置疑，卻似乎造成更大惡感。反對布殊的人都連忙提出：雙方得票接近──普選票只相差3%──布殊算不上取得「授權」。假如民主黨以類似比數勝出，他們又會否說同一番話，實在是個疑問。
二十多年來，《紐約時報》經常質疑選舉勝方的授權。一九八○年，列根以十個百分點擊敗卡達總統，該報就說前者的「授權」（他們把這個字眼加上引號，令人產生懷疑）「缺乏具體政綱」。
四年後，列根贏得連任，大勝蒙代爾十八個百分點，該報的態度也是一樣：「取得壓倒性票數，是個例外」；「是個人的勝利，但政綱不明確，授權不足」。一九八八年，老布殊得票比杜卡基斯多出八個百分點，該報又聲稱：「平心而論，不算有授權」。
相反地，每當民主黨人勝出選舉，《紐約時報》都會有別的看法。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以六個百分點之差）首次當選總統，社論就說：「候任總統克林頓能否迅速把授權變成動力，是目前的考驗。」他在九六年（以八個百分點）勝出連任，該報也有同一想法：「他的授權不容置疑」，又說「美國民眾選出這位行政首長，清楚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期望。」
布殊在去年勝出大選。縱使民主黨和他們的主流傳媒朋友，都低貶箇中意義，但這種酸溜溜的反應，可能正是因為共和黨雖然險勝，卻在廣泛層面擁有支持者。
今次不少因素都看似對民主黨有利，共和黨卻照樣勝出，彷彿以上一切還令人不夠洩氣。伊拉克戰爭比原來預期要險惡得多，而且整年都有不利布殊的頭條新聞。詹森和杜魯門擔任總統時，美國在海外的戰爭都不順利。雖然戰時總統一般難以被攆下台，但兩人都沒有競選連任，部份原因大概是擔心落敗。國內情況對布殊也不大有利。經濟衰退逐漸好轉，可是反彈遲緩，新職位增長不多，只能令人審慎樂觀。
早前亦出現其他政治因素，似乎對民主黨有利。投票前不過兩星期，民主黨謀士卡維爾（JamesCarville）總結如下：「民主黨空前團結；我們籌得的經費跟共和黨一樣多；全國有55%人認為（美國）走錯方向；我們的候選人贏了全部三場辯論；我方比對方更着緊選舉結果──如果我們還贏不了這場該死的選舉，那我們就（甚麼也）贏不了﹗」
投票結束後，《紐約時報》說：民主黨有些人覺得他們這次失敗「是共和黨長期佔優勢的先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一名前任主席這樣說：「漫長過渡期早於一九六八年開始，我認為我們已經走到盡頭……我相信，美國現在是共和黨佔多數。」按照這種看法，《紐約時報》寫道：「共和黨雖然只是略為領先，實在也是佔多數，民主黨則似乎陷入次席，現時在全國造成分化，而且有可能逐漸變成持續多年的規律。」
真的是這樣？民意調查目前卻有相反結果。由多個新聞機構共同贊助的民意調查，在投票站外展開訪問，發現兩大黨各有37%的選民支持，因此游離選民有不少，足以決定大局。這種情況的確對共和黨有利，但仍不足以令該黨由落後變成領先。
縱使如此，有證據顯示共和黨行情看高一線。美國的長期統計發現以下趨勢：在支持民主黨的州份，人口下降；而支持共和黨的州份，人口卻上升，導致民主黨在國會和選舉團的席位相應減少。
兩黨舉行二○○四年全國代表大會時，民主黨有14%的代表說，自己以前是共和黨人；共和黨則有28%（即是雙倍）的代表曾經是民主黨人。換句話說，共和黨領導層有相當一部份是民主黨舊成員，更令人覺得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趨勢。
民主黨在二十世紀處於優勢的時期，是小羅斯福的強勢政府所開創。他在內政和外交都推行積極有為的政策。政府干預經濟，為求促進就業和提供社會保障，是小羅斯福的「新政」，形成國內的自由主義；新政的支持者是藍領階層。在小羅斯福之後，把新政發揚光大的，有杜魯門、甘迺迪和詹森這些總統。
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在反越戰運動的影響之下，自由主義的議題變成和平、種族平等、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大學生和畢業生成為新一批支持者，新政的傳承亦由此中斷。新一代的自由主義，打敗了舊式自由主義，奪得民主黨控制權，卻遠不是共和黨的對手。
其後三、四十年，民主黨只有兩個人能夠入主白宮。第一位是一九七六年的卡達，第二位是克林頓。他們原本都在南方擔任州長，被人當作保守派，而且同樣刻意加強這種形象。與卡達共事多年的人當時說：他喜歡「發表保守派的競選言論，施政時卻採取自由派方針」。
這種模式可以贏取任何層面的選民，但不可以在多次競選中使用。卡達以這種手法當選州長，任期屆滿後沒有角逐連任，轉而參選總統，再次獲勝。可是他競選連任時，已經露出真面目，因此被新手列根徹底擊敗。
克林頓的情況比較複雜。一九九二年，他的競選口號是「新派民主黨人」，暗示自己「不是自由派」。他上任之後，也是立即向左急轉。他的報應比卡達來得更快，亦可算走運。一九九四年的國會中期選舉，金里奇（NewtGingrich）高呼「與美國立約」。在他的領導之下，共和黨大獲全勝，靈活機變的克林頓因而急忙返回中間路線。他宣布「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簽署了福利制度改革以及捍衞婚姻的保守法案。簡單地說，他轉而提倡當時的所謂「家庭觀念」，與去年票站調查提及的那些「道德觀念」大致相同。
自由派當時覺得，民主黨可貴的宗旨遭受背棄，因而大表不滿。可是，該黨並沒有多少政客質疑克林頓的成績。這項轉變延續至今日，例如：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受到襲擊，兩黨一致贊成向恐怖主義宣戰。不但民主黨多數人支持共和黨總統的主張，以武力驅逐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民主黨的參議員亦以二十九對二十一的比數表決通過，授權展開更具爭議的伊拉克戰爭。一九九○年，面對伊拉克公然入侵科威特，老布殊要求國會授權出兵。相比之下，民主黨只有十名參議員投贊成票，投下反對票的更有四十五名。 （美國民主黨困境 二之一）
……………………………………………………作者為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學者，本文摘譯自《評論》雜誌（Commentary）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