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逝世會引發第三次的天安門運動嗎？這個問題不僅外界關心，中共最高層也很想知道答案。從過去幾天看，國內情況基本平靜，沒有醞釀大規模悼念趙紫陽活動、從而演變成全民的民主運動的迹象。到底這是暴風雨前夕，還是繼續陽光燦爛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應先審視中國社會是否具備引發民運的「充份條件」，然後看看趙紫陽逝世會否就是導火線。毫無疑問，中國社會已是一個火藥庫，從城市到農村，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公義無法伸張，權錢交易、貪污腐敗問題非常嚴重，貧富懸殊更是中共史上之最。這些問題，較八九年民運前嚴重多了。現在一樁小交通意外，甚至街頭的小衝突，都會釀成大規模騷亂。也就是說，現在已具備社會騷亂的「充份條件」。
從周恩來和胡耀邦之死觸發兩次民運來看，趙之死也可能引發第三次民運，中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因而開足專政機器，全力防止趙紫陽的逝世成為導火線：變相關閉天安門廣場，派數百名公安鎮守；第一時間公布趙的死訊，卻只有寥寥五十多字，把信息量壓到最低水平，以免刺激公眾情緒；嚴控所有異見人士，甚至查封幾家敢言報刊。在中共嚴陣以待下，看來趙紫陽逝世，再難出其不意的引爆社會危機。
更重要的是，中國現在缺乏一呼百應的社會意見領袖。過去十幾年的高速經濟發展，把很多社會精英，如教師、大學生、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等，變成既得利益集團成員，或多或少享受到經濟成果，九七年後更銳意吸納更多專業人士、商人等社會精英進入體制，將他們的利益與中共的命運縛在一起。相反，在八九年民運前夕，很多社會精英淪為改革受害者，不但無法分享成果，還要為改革付出沉重代價：那時候大學教授地位比小販還低。因此，民運爆發時，這些精英成為中堅力量，也只有他們才能有效組織反政府的抗爭運動，但當他們也被吸納到建制時，零星的社會抗爭自然失去方向，更不可能滙合成浩浩蕩蕩的民主運動。
當然，中國社會還需要時間消化趙逝世的消息，也需要時間去醞釀、沉澱，會否出現民運，現在還言之尚早。周恩來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大規模的民眾悼念活動，卻是到了四月五日的清明節才突然冒出來。
既然民運的種籽已埋在土下，也就具備了爆發民運的充份條件，只等待時機而已。況且，今年不爆發，明年呢？後年呢？趙紫陽死忌不爆發，那胡耀邦死忌呢？「六四」周年呢？「五四」周年呢？一年到頭，中共的神經又怎能鬆懈呢？更重要的是，只要這個體制不改革，腐敗官僚一定會擠佔現有社會精英的生存空間，當他們也淪為失敗者時，中國的社會動亂將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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