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PerryLink）
趙紫陽八十年代初成功推進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又在八十年代末（一九八七初到八九年六月）引進了中國大陸自四九年以來政治氣氛最開放的時期。就根據這兩點貢獻，與中共其他領導人相比，趙的成就要高出許多。八九春，趙到天安門慰問示威學生，之前在黨內反對用暴力解決問題，這些行動後來成為他的「嚴重錯誤」──但在學生和老百姓眼裏，趙是個英雄。
現在，趙的去世給高層領導出了難題。以前，周恩來和胡耀邦也是兩位比較得民心的中共領導，在過世之後先後導致了七六和八九年兩次「天安門運動」。第二次運動還擴大到全國各地，弄得高級領導不知所措，進退兩難，甚至擔心掌握不住政權。
趙紫陽過世的時候──不，肯定是早在趙垂危的時候──中國的高層領導和安全機關開始發愁：去世以後怎麼辦？前幾天宋任窮去世，追悼會安排得很隆重，中央政治局九個人及退休了的江澤民全體都出席了。
現在趙紫陽逝世，官方要不要紀念？公開地紀念還是幕後地紀念？給不給「蓋棺論定」？或許不給吧？──但人家是「我黨總書記」。要是給呢，怎麼說？人家死了，要說他「有嚴重錯誤」嗎？似乎不體面。只說他的好話，不提嚴重錯誤呢？哎呀！老百姓要誤以為我們準備平反六四。穩定壓倒一切麼！六四是不可能平反的。
外國漢學家紛紛評論，多半認為這次不可能發生類似於七六和八九年的民間運動。說中國經濟發達了，說老百姓不像以前那麼不滿，說趙被軟禁了十五年，很多人不記得他的名字了，年輕一代更是漠不關心。何況是冬天：街上冷啊！誰會上街？
這些說法都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外國漢學家畢竟隔靴搔癢。中南海以內並沒有漢學家那麼「樂觀」。趙紫陽去世第二天，《中國六四真相》的編者張良在「美國之音」的一次廣播報道裏透露，趙逝世後，黨中央當即成立了以胡錦濤為組長，負責安全系統的羅幹為副組長的「應急事態領導小組」，全權負責因趙紫陽逝世而引發的事件。
街上寒冷是漢學家的觀察，但中南海反而認為冬天的時機不好，因為臨近過年，學生放學，民工休息，弄不好是閒人鬧事的機會。因此，從現在起到春節前二十幾天這段時間，已被定為「高度敏感時期」。除了要求各級公安系統全力「確保社會穩定」外，全國武裝警察部隊要隨時聽命於胡、羅的直接指揮。
此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已於十七日發出緊急通知致各省市黨委，就趙紫陽去世事宜作出通報：當地若有自發的民眾悼念活動，應盡量予以說服；實在難以說服的，則嚴格按集會遊行條例的規定處理，「嚴防不法分子從中混水摸魚、製造事端。」中南海所有工作人員也收到命令：「一切以中央的通知精神為基調，決不傳播小道消息，決不參加任何集會活動。」
至於學生和民工在過年前閒着，容易上街的問題，中南海已要求鐵道部、交通部和各級地方政府，「充份做好預防工作，全力確保鐵路、公路、輪船客運的暢通，組織動員大學生、民工順利返鄉過年。」北京市是七六和八九年運動的焦點，因此特別受到重視。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密切注意各種苗頭，堅決預防、阻止各地大學生、民工到北京進行悼念活動。」
給不給趙紫陽一個正式的「結論」呢？中南海的決定是：能不給盡量不給。只有「黨內外的反響強烈」，引發非給不可的局面，那才考慮正式評價。政治局常委曾慶紅負責設計語言，但內容一定得包括六四時期的「嚴重錯誤，」作為趙紫陽「去不掉的尾巴」。
我覺得中南海對這件事情的反應裏面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它關心的方面。領導人過世，本來有許多方面可以考慮：經歷、人格、成就、歷史形象等等。但中南海的思維全部集中在一點之上：權力。怎樣「確保」自己的權力？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南海害怕的東西：怕的不是趙紫陽，也不是趙的家人，也不是其他的領導人，更不是外國勢力。怕的是自己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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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