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禁了近十六年，趙紫陽逝世了。等不到平反六四，等不到黨國還他一個公道。我們難過，為的不單是他和他的親人，為的更是中國的國情政治制度仍然停留在那麼封建幽閉的境地。
香港人對這位上世紀八十年代前任總理的印象一般正面，但真正難忘的，是他在八九民運最絕望之際，親身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的學生，一句「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震撼了海內外人心；也是這一句人性流露的善良的安慰，換來了十六年的失去自由。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趙紫陽為甚麼走到天安門廣場上探望學生？為甚麼在舉世矚目，中央領導已劍拔弩張的情勢下，說出這樣充滿悲情的話？是爭取學生停止絕食嗎？是博取青史留名嗎？以他對政治現實了解之深，他哪能不知道情勢的不可扭轉？他是在強弱懸殊之際，選擇走到勢將被鎮壓的一方，在權力與人民對峙之際，他走到民眾裏去，跟他們站在一起，難道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命運，也從此和他們分不開嗎？
但六四鎮壓還是發生了，鮮血還是染滿了長安街和廣場，趙紫陽值得賠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嗎？值得令妻子兒女陪他委屈一生嗎？有沒有人勸過他，他自己有沒有想過暫時妥協，冀望「忍辱負重」？我們不會知道答案；但是歷史留住的光輝，往往不是理性的盤算，而是剎那的勇敢與良知，那一句話沒有挽回死難者的命運，但是令千千萬萬人，一代又一代肯定為民主為自由的奮鬥是正義的，可能趙紫陽無悔於十六年的幽禁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