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中央下發的一號文件在農業政策上作出重大突破，明確提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而它同時確定這制度「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份」。這份文件的出台，為中國農村發展開創新局面。農民生活亦因這制度創新得以全面改善，一改昔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過着一窮二白的日子。
包產到戶作為一種制度，較以往的公社制度更能激起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原因是這制度提供了多勞多得的誘因。就如當時一句順口溜說的：「大包干最簡單，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給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這樣有益、有建設性的制度，現在看來理所當然，可在改革之初，由於極左思想根深柢固，要推行這制度需要莫大的勇氣和對經濟運作有深刻的洞見。在其他地方尚在躊躇是否需要對農村生產制度作出改革之際，趙紫陽率先在四川推出包產到戶的試點，走在全國之先。
1979年，四川的生產小隊差不多已有一半採用了包產到戶，比全國走快了好幾年。在「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這句順口溜中，可看到趙在農業改革方面是如何的贏得民心。由於在農業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趙隨後被調派返京工作，推出多項全面性的經濟改革。
1988年，洞察到管制和市場價格並存的雙軌制，可能把中國引上印度之路，趙紫陽力主全面放開價格。由於受到既有利益集團和保守派的反對，加上價改不全面令物價上漲，最終黯然下台。
趙紫陽在任時所推動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無論是其政策背後的理念或其實質內容，都反映出他對中國國情和經濟邏輯有深刻的掌握。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Friedman）曾對趙紫陽的經濟思維給予高度評價。
在他與妻子羅絲（R.Friedman）合撰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TwoLuckyPeople:MemoirsofMiltonandRoseD.Friedman）中，佛利民在憶述與趙紫陽會面後所得的印象時，他這樣寫道：「很久以前我已確信有些人對經濟學的掌握是與生俱來，而不是從後天的學習得來。不少智商很高且受過正規經濟學訓練的人，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有些人雖沒受過這般訓練，或只是曾經稍稍涉獵過，卻對這學科有很深刻的領會。印象中趙紫陽屬於後一類人。他對於中國的經濟情況和市場如何運作了解得十分透切。」
一位天生的經濟學家，也許趙紫陽活躍的場所更應該是學院之內，而不是政治舞台。2005年1月17日，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離世，享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