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扶貧、滅貧是十分認真的，不但在政策上理性上，在個人和感性上更是認真。我生長在上世紀下半葉初，那時香港很貧窮，但我小時住新界鄉村，並不感覺到怎樣貧窮，相對於我的小學、中學同學來說，我怎樣也不能自稱「自幼家貧」，但我對貧窮非常敏感，第一次感覺到窮困的時候，像刀子一下子削下來，光禿禿地完全無力自衞，那種感覺一生也不會忘記。
我對於別人的貧窮於是也非常敏感。中學時有一位同學家裏很窮，一天上學沒有穿白襪子，校長傳她去問話，她告訴校長她家只買得起一雙白襪子，洗後天雨不及乾，於是便無白襪子可穿。我為此難過了好久。沈從文有篇故事，寫一個染坊的女孩，因雙手積染的藍綻不退，被同學視為怪物。我感同身受。
很多人告訴我，貧窮是相對的；我也同意，但吃不起鮑魚的貧窮，肯定與交不起書簿費的貧窮有分別。貧窮是匱乏，是無助，是受人歧視，是被隔離，是失去基本的尊嚴；有誰明知而故意讓另一個人感到貧窮，對我來說，是近乎不可寬恕的罪。
但社會上是有這些人的。因為自己在其他地方匱乏，所以炫耀財富，鄙俗地宣揚他財多就是優越。這些人的身邊照例有很多人奉承着，使他感到自己的看法對極了。我不要求所有人都富起來，但我盼望貧窮的人能夠脫貧，變得獨立、自信；我盼望社會上人人以平等眼光互相尊重。歧視窮人的行為像污垢，看到也覺得玷污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