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國政治，就應該讀這本書《TheManWhoChangedChina:TheLifeandLegacyofJiangZemin》（Crown）。但這不是因為庫恩（RobertL.Kuhn）會告訴你中國的實際情況，和關於江澤民的真相，我的意思是：庫恩像個準確無誤的速記員，寫下了中國政治宣傳的典範。他和專業宣傳人員不同，對本身誤導讀者的一字一句似乎深信不疑，所以這本書是完美樣辦。他自己也說：「我為中國歡呼打氣，一如本地球隊的忠實擁躉。」
梅兆贊（JonathanMirsky）
毛澤東死後，關於中國領導人的一切陳腔濫調都在這裏。毛主席當權時，甚麼口號也不算誇張：「大海航行靠舵手」、「偉大的導師」、「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只是其中三個例子。現在的領導人則表現謙遜、坦誠、愛護家庭、有高度文化修養和遠見、愛國、堅定而不殘忍、而且——這是向毛致敬——不會本末倒置。在這種描述之下，必須略去某些事情，例如法輪功有幾百名支持者遇害、大量女嬰被殺、勞改營、政府最高層的貪污情況等等。至於天安門大屠殺、要求作家俯首聽命、處決死囚等事，有必要提到的時候，就加以辯解或開脫，行文有時甚至（庫恩在全無證據之下，說江澤民）略帶憾意。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中國處決的人數是全世界最多。庫恩有提到這項指控，但沒有引述該組織用上的「未經審訊」字眼。庫恩和政府都說，被處決的是「罪犯」；他更聲稱，所有中國人都贊成處死罪犯。這些死囚是否國際法律定義的罪犯，他們又怎樣被判處死刑，庫恩卻沒有顧及。這本書也完全沒有提到全國的「清查」、在六四之後兇殘「搜捕」幾十萬人，指稱他們參與八九年那些「反革命事件」，並且加以逮捕、虐待、甚至處決。
這種寫法既虛假，又不免自打嘴巴。庫恩把北京前市長陳希同評為超級貪官，十分確當；但後者在當權時，卻被譽為謹慎清廉。陳希同是六四屠殺背後的重要人物，庫恩卻隻字不提。事實上，陳曾經對國際奧委會誇口，說北京要是取得二千年奧運主辦權，他可以保證安全，令奧委會駭然，也是悉尼奪得主辦權的重要因素。
自稱「在中國做生意」的庫恩是股票經紀和解剖學博士，他對這些事情如此節省筆墨，並不是受制於有限篇幅。他用上幾千字講述江澤民最喜歡甚麼食物、愛好歌曲、感人的小虛榮（比如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髮）、在夜間打電話給低級官吏指導他們等等。
庫恩的主要論點是，毛澤東建國之後，經常出現教條化和殘暴的統治（庫恩可以如此說，因為江澤民也同意）；江澤民則繼承鄧小平的改革，把中國整合成為現時的偉大國家。大部份中國人都會對這種看法感到詫異，尤其是備受鄧氏改革遺忘的農村居民。「中國多數市民現在享有的個人和群體自由，和西方市民差不多相等。」中國的城市居民讀到這句話，也會出奇不已。
庫恩說，這種國家必須抗拒西式民主。「過早推行民主，就會把資源放在政治辯論。因此，為了短期的政治自由，中期和長期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就要犧牲。中國假若在八九年實行多黨民主和新聞自由，國民就不大可能有今天的生活水平。」江澤民講過類似的話，庫恩這一段只是鸚鵡學舌。江一向強調，中國十分脆弱，足以毀於民主。庫恩有相同看法，卻沒有提出論據，反而說黨內的派系「活像多黨競爭——奮力擴張勢力、影響政策、擢升人員，屬於原始民主雛形的權力制衡。」
江澤民對北韓和古巴那樣友好，庫恩覺得有點可惜。江這個「世故文明的知識分子」為甚麼對那些國家這樣忠誠？庫恩說江「理性、首尾一貫、自圓其說」的理由是：平壤和夏灣拿的政權是「歷史遺物」，「但不管怎樣，對江澤民來說，共黨政權體現了人類最高理想，縱使不良政策令它們陷入近期的窘境。」直至最近，古巴和北韓都是好地方嗎？庫恩用「近期」和「窘境」這些字眼，把兩國的駭人舉措輕輕帶過，進一步顯示他盲目擁護這支球隊。
這本書除了做政治宣傳的惡例外是否一無是處？又未必盡然。七百多頁的篇幅，大部份都詳盡描述江澤民由工程師做到退休的生涯；即使江現在無官一身輕，他仍然致電給其他人謙厚地着他們如何行事。江到喬治．布殊的牧場作客時吃甚麼？庫恩會告訴你。庫恩又引述克林頓和基辛格對江的讚美。樸素低調的江夫人，即使生病也照樣陪同丈夫官式訪問外國；當時她穿甚麼衣服，庫恩亦有提及。江的姐妹、文膽、老朋友、以及協助他排除萬難登上頂峯的上海前任市長汪道涵（庫恩特別鳴謝江澤民這位導師，因為他「坦率直接，通情達理」）等，異口同聲說江聰明、勤奮、坦誠、有政治家風度、一向是馬克思的忠實信徒、而且一貫關懷體貼。正如老同學去世，江會致電遺孀問候，雖然除了名字之外，江對死者甚麼也不記得。當然，江從不為自己家庭謀特權。
庫恩竭盡所能說明何謂江澤民主義，他的「三個代表」理論代表甚麼。其實除了拉雜談文化、品德及對黨忠誠之外，還有甚麼？他也許不知道，中國知識分子鄙視這些索然無味的原則。
作者對胡錦濤亂吹瞎捧，同樣卑劣。胡錦濤在西藏擔任黨委書記時，殘暴鎮壓藏人，最近又整肅異見人士，庫恩仍對他讚不絕口。本書沒有講述整體情況：沿海城市的確比以前富裕，佔人口多數的貧困農民卻遠遠墮後；當局迫害法輪功、效忠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徒、西藏的佛教徒和新疆；數以千計的工人和農民抗議政府的不公平待遇；男女嬰比例日益失衡，顯示數以百萬計的女嬰不能長大成人。庫恩又讚揚江澤民鎮壓法輪功，說他「更清楚它的深層動機、對它的超自然理論更憂慮、也大概更能預見它的禍害。」
庫恩的結語透露，老醫生蔣彥永向外國記者揭發政府隱瞞沙士疫情時，江澤民下令把蔣彥永拘留四十五日，因為主席「擔心影響社會安定」；而且蔣醫生雖然受羈留，至少也過得「相當舒適」。由於庫恩無法面對天安門大屠殺，所以沒有提到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四日凌晨，蔣醫生在醫院清楚詳盡地記下這件事。對於江澤民當權時，北京最壞的惡行，庫恩只能這樣說﹕「外國媒體瞬即稱之為反動或高壓。」請注意：措施本身不算高壓，是外國媒體「瞬即」說它們高壓而已。
這本是卑屈的宣傳作品，告訴我們在重大的事情上，中國其實沒有太大改變。記者杜林（BruceGilley）與林和立分別撰述的江澤民傳記，比本書更為出色。但中國在四九年以後的第四代領導，除了外表上親切、表演慾、依賴黨內元老、以及受威脅時的殘酷表現之外，其實還有不少性格特質，可以大書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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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英國《泰晤士報》前東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