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教授郎咸平去年在復旦大學作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後，國有資產在私有化過程中被侵吞的問題，隨即在國內掀起一片討論熱。
辯論起初只是圍繞幾個企業案例展開，但隨着參與論戰的人不斷增加，討論範圍不斷擴大，從企業個案轉移到反思國企改革應否以產權為中心這重大議題上。
國有資產到底怎樣透過私有化流失呢？假設原本控制一家擁有100萬元資產的國企的地方政府有意出售這企業，企業管理層獲悉地方政府的意向後，便向有關官員建議為其提供10萬元的好處，以換取官員同意將該企業作價10萬元轉售給管理層。
原本國家可從出售這國企中收取100萬的收益，可如今卻由於資產價值被人為地低估而只能收取10萬元，90萬的國有資產就是如此在私有化過程中被有關官員和管理層所侵吞。困難的地方是私有化的目標在界定產權，而界定產權從來不是一件容易和成本低的事。是的，那所謂侵吞國有資產其實也是界定產權的一種方法。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對於從郎教授的觀點衍生的，關於國企產權改革是否正路的問題，我們需要把它放在一個比較制度的框架內去考慮。要比較的是以下兩種制度選擇的淨收益哪種較高：一、把國有企業透過各種不同途徑私有化，間或有一些貪污和不公的情況出現，但能把原國有資產，在私有化後被配置到最優用途上；二、透過各種手段加強國有資產的監管，以改善國有企業長期低效運作的狀況。從這角度看，無論是從理論或歷史來考量，國企私有化的淨收益較高，因而是改革唯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