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冠東
香港是一個有思考自由的地方。例如對紅灣半島事件,每個人都可以憑藉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去思考此事,發表意見。新世界的鄭家純等認為拆樓很環保,無可厚非,他絕對有自由這樣想。其他人認為拆樓不環保,也是他們的思考自由。
問題是,政府把紅灣半島隨意賣給地產發展商,多數人的話事權就此被剝奪了。鄭家純等的思考於是合法地凌駕於所有人的思考。但大家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理論,於是民憤一發不可收拾。
造成這種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情況,源於政府的組成方式。在政府非民選的先天限制下,市民沒有能力把它撤換,政府沒有誘因去審慎從事或諮詢民意。亦因此,政府甚至沒有想到發展商有可能拆樓。
最後,發展商順從民意,決定不拆紅灣。有人認為事件反映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也許他某程度是對的。因為就怎樣運用土地資源及把土地轉讓給誰等決定,只有政府有話事權,這和規劃經濟不是很相似嗎?共產,是政府把我們的資源及我們的想法都「共」了。於是,市民都憤憤不平。
沒有話事權,市民每次都只能渴望有話事權的人中有賢者挺身而出,撥亂反正。今次,地產商擔任了賢者角色,收回成命。只是,市民的位置很被動,每次只能「等運到」。其實,與其要市民望天打卦,最好還是對政府設置有效制衡。而選票就是非常有效的制衡。
最近,社會進一步積聚戾氣。先有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曾蔭權企圖以一己想法把一大片上佳土地的運用方式「共」了。然後,是馬英九被拒發出簽證,不少市民都希望這位深受歡迎的政治明星能再度來港,而他的來訪對促進文化亦大有幫助。只是,你我對這些事情並無話事權。政府還「一招了」,跟你說不評論個別事件。如果有選票制衡政府,他們還敢如斯大模大樣閉門造車嗎?民主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只有透過選票,才能確保政府為各種政策負上責任。
林肯在一八六三年發表蓋茲堡演說,表示要建立「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但時至二○○五年,我們的政府還是「ofitself,byitself,foritself」;我們甚至看不見有改變的曙光。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本要推動政制發展,但他們已排除了你有選票的可能,只提議把選舉委員會人數由八百人增至一千六百人。這就是足夠的制衡?若政制在○七年以後仍要行舊路,則只是作繭自縛,政府繼續自滿,市民繼續不滿,這不但不會出現中央政府和商家最想見到的祥和,反而會繼續積聚更多戾氣。選票,不但是確保政府處事負責的最佳辦法,更是令社會祥和、令香港政通人和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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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