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商人治港七年，把繁榮的前殖民地幾乎治成一個經濟廢墟，下一屆特首還可不可以是商人？
問題不在於「商人」這個行業，而是甚麼質素的商人、甚麼修養的商人、甚麼胸襟的商人，還有，即使有及格的政治商人，在華人社會，又有沒有擔當過治理國家社會的紀錄。
台灣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逝世了。回顧辜振甫商人從政，出任兩岸談判的台灣代表。雖然從來不曾「商人治台」，但辜振甫是現代華人社會商人從政能攀登的最高層次。回顧辜老先生的一生，商人從政，至少要有兩大條件：
一，這位商人一定自小有政治的抱負與見解——辜振甫雖然出身商界望族，但二次大戰結束時就主張台灣獨立建國。一九四五年企圖建立台獨組織，被國民政府控以「陰謀竊奪國土罪」，判囚兩年零兩個月。商人無祖國，商人追求的是生意利益，但辜振甫不一樣。
至少在青年時期，他一度信奉的是「金錢誠可貴、利潤價更高，若為台獨故，兩者皆可拋」。辜振甫不是一般的商人。辜老先生對國家、社會、歷史、文化自小有一番獨特的抱負，方有老來棄商從政的性格本錢。
美國現任總統布殊也是石油商人世家。《新聞周刊》上月底發刊專號，探討布殊的領袖性格。記者認為，布殊從政，憑的是自小養成的直覺：世界充滿正義和邪惡的交戰，布殊深信美國是正義的代表，而身為美國總統，他要弘揚正義，抗擊邪惡，此一信念，自小養成。雖然很簡單，一些頭腦更簡單的中國評論人會嘲諷這是「黑白二分」的道德觀，質疑美國憑何以正義化身自居，但這一切都無關宏旨，重要的是商人布殊的世界觀中除了一個錢字，還有其他。
英國前保守黨政府國防大臣夏舜霆，是一位出版業的生意人。當他十八歲進入牛津大學的第一天，在日記中寫了簡單的一句：「我的志願：首相」。畢業後他加入保守黨，成為國會議員，家族生意照做，自由市場經濟和反共的政治價值觀卻矢志不渝。
一九九一年與黨人一起推翻戴卓爾夫人，競選保守黨魁和首相，但最後敗在馬卓安之手。
第二：這位商人要有政治家的雙重人格——辜振甫出身鹿港望族，正如甘迺迪家族得自老父約瑟甘迺迪的遺傳，辜振甫的文化修養和政治才能是三代家世薰陶。雖然祖裔大陸，青年時主張台獨，辜振甫一早就能獨立思考，時機未至，卻絕不流露政治信仰，時機到了，出任海基會董事長，對中國政府談判，文武張弛進退之道，一切聽從李登輝總統，又全無個人的意氣主張。身為大老闆，辜振甫是指揮在握的家長；身為談判代表，辜振甫是唯命是從的臣僕；身為碩儒之後，辜振甫是京劇專家。經濟、政治、文化，並為辜振甫的「紅、綠、藍」三原色，乃能屈能伸，色彩繽紛。到死之日，無人能知道辜振甫還有沒有如年輕時一樣堅持台獨，因為他懂得沉潛韜晦，他知道他此生當不了總統，說來也無益，但弟弟辜寬敏卻至今仍是死硬的台獨人士，僅可佐供參考。
除了辜振甫，百年中國另一位最有從政潛質的商人就是杜月笙。杜月笙卻出身運河青幫，縱橫上海黑白兩道，與諜報領袖戴笠和中國總統蔣介石都有深厚私交，也喜歡唱京戲——據說杜月笙最喜歡演的角色是趙子龍和黃天霸，梅蘭芳也是知交。杜月笙甚至能自任「辦公室主任」，控制了京滬各大報紙，最聞名的一句話，是差人對記者說：「杜先生若是曉得你們這樣寫他，他一定不開心。你們年紀還輕，何必去得罪呢？」
杜月笙比辜振甫低一籌之處，正是他一生都沒有甚麼政治見解。
杜月笙與明代的沈萬三一樣，富甲一方，雖不得不沾惹政治，內心卻畏懼政治。杜月笙通吃四方，從來無建立「上海共和國」自任為皇之志，只是為了自保。杜月笙終其一生未可擺脫「士農工商」而又出身水果小販的自卑。
第三屆特首還可不可以是商人？這樣的問題沒有意義。要害是有沒有像辜振甫這一等的商人——出身清末貴族豪庭，鍛煉於日治和內戰，成就於獨裁和戒嚴，除了賺錢，他的心胸深處還有一叢人文價值觀和心火至死不熄。
今天的特區，商人懂得上攀附中國權貴，中嫉妒同業對手，下對人權日張的草根肆意謾罵，連半個杜月笙都談不上，何論「辜」芳而自賞？
辜振甫曾為政治理念而入獄，老來還傲然說：「坐這種牢，有甚麼不名譽呢？」特區的富豪犯官非留案底，坐過牢的也在所不少，罪名卻是假冒名牌之類。辜振甫不說廢話，特區的富豪由指斥政務司高官到教訓港人，一張張的大嘴巴，加上董建華先生的往績，請問胡錦濤先生：「見過鬼怕黑」，下屆特首還能是商人嗎？如果還是商人，又從何體現「以民為本」的「胡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