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二、三十年代華北鄉村建設試驗的潰敗，正好說明通過「再鄉村化」達致國家現代化的不可能。但近半個世紀以來內地鄉村的充份政治化，則又中斷了明清鄉鎮小共同體積累的生機。
儘管在農業人口異常分散的中國國度裏，鄉村的充份政治化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保證公共物品有效傳遞的同時，也保證基層社會在面對自然災害時的動員能力。但在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就意味着社會管理成本的提高，不僅劇化了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差異，也不利於崛起中的城市群輻射力向鄉村腹地擴散。
應對這情況，中國政府採取經濟－社會－政治排序的策略。自九五年以來，便推動農村稅費改革，企圖為增加農民收入提速。此後，政府又在一個被稱為「新農村運動」的行動中，為鄉村建設改水改廁。○三年後，鄉村醫療系統的供給，更進入了公共衞生的範疇。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互動，帶來了基層政權的再建設，除了村民委員會一層進行直接選舉外，隨着行政區域的裁並，還準備擴展到鄉鎮更高一層。
這種策略的排序，正好顛倒了建國以來政治－社會－經濟的「反現代的現代化」模式，也與香港「經典現代化」模式取得一致。
儘管香港的經濟成就最經得起實證研究，其政治前途也最令人企盼，但它在應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去技術化」和「去鄰里化」現象時啟動的「再社會化」工程，卻對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具特殊意義。由於香港自一八四二年來，在保留完整明清宗族社會的基礎上完成現代化歷程，英式階級社會和中國傳統士紳階層巧妙結合，使基層社會保留相當自治的特色。而英式議會政治的植入，又恰好填補了社會斷裂後遺留下的真空，強化了抵禦社會動盪的能力。
香港「再社會化」最成功的範例，是在六、七十年代轉向全球分工時，同時啟動面向社會組群的公共房屋建設，通過清潔香港、紅十字會獻血、人口普查等各項公共活動，重新塑造基本需要的供給系統和重新建立社區網路，使香港社會得以完成「去社會化」後的過渡。
以筆者近期參與香港人士捐助在廣西北部山區興建鄉中心小學校為例，通過這組織，香港兩所大學的建築系學生提供設計方案、規範說明和成本計劃，北京當地設計院編制施工圖，再結合專案所在地的環保部門和鄉政府的政策力量，在建設流程中廣泛使用適用技術、地方建材、外來勞動力、範本文件，形成一種既外在化（培訓香港大學學生），又內在化（解決山區小學教育）的多目標「再社會化」力量，推動山區社會發展，包括扶貧、少數民族、幼童、社區建設等問題。
從香港行山人士在內地景區不時放置的「愛護自然」標語，到香港方心讓醫生在鄰近地區的扶康行動，在在說明香港式「開放社會」在內地鄉村建設中起的作用。其一，它以個人捐獻方式完成社會公益事業，避免了NGO過早政治化的傾向。其二，它以「再社會化」方式介入中國「經典現代化」的鏈條，具備民間公益力量的特色。而這正是香港參與內地鄉村建設的特殊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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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