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四年，香港人悲喜交集。喜者，香港走出經濟深谷，步入經濟復甦；困擾本港多年的通縮，亦畫上句號。悲者，香港號稱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及國際金融中心，卻多次成為國際笑話。
呂漢光
港人曾譏諷國內同胞為「阿燦」，時移勢易，今天，小部份同胞反過來譏諷香港人為「港燦」。港人曾冷待國內同胞，今天，本地的酒店、酒樓食肆、零售店舖，卻絞盡腦汁來接待國內遊客。自回歸以來，香港可謂歷盡滄桑；逆景求存，本來是香港人的強項，為甚麼特區領導人經常要向中央政府求救？筆者不禁問，是誰改變了香港？
古語有云：「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去年香港經濟強勁反彈，國際傳媒絕不會視為重要新聞。很不幸，香港的醜事卻多次成為國際頭條新聞，如全球罕見的銀行保險箱離奇被棄事件、紅灣半島事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項目的爭論、領匯全球招股活動被迫叫停、國家主席當面訓斥特首及其治港班子等等。二○○三年的沙士疫症，更使港人被國際社會摒諸門外，出外旅遊或經商如同「過街老鼠」。
面對重大事件，任何國家或經濟體系的領導人，總會走出來面對群眾，特區領導人，卻奉行鴕鳥政策。在紅灣半島事件中，本港及國際傳媒不斷追訪，最終仍是無功而還。當全世界均能透過電視，清楚看見特區領導層被國家主席當眾訓斥，很難想像特區領導人還敢曲解國家主席的言詞為勉勵之意。
不斷迴避傳媒的特區領導人，終於為領匯上市面對的訴訟開腔，不點名批評領匯事件的幕後策劃者，不顧香港的社會整體利益「搞事」。不管提出司法覆核者的用意，只要小心閱讀法庭的判決書，大多會明白領匯上市，在法理上是有可爭辯之處。特區領導人胡亂指摘，小市民行使合法途徑阻止領匯上市為「搞事」，嚴重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特區政府以時間緊迫為理由，申請縮短上訴期限，是行政機關粗暴干預司法獨立，幸好終審庭拒絕申請，否則法治精神蕩然無存。也許特區領導人不開口，比開金口好。
說也奇怪，特區政府花了年半時間，為領匯上市做籌備工作，更花了大量金錢聘請法律顧問、上市專家及保薦人，招股書的漏洞，這批專家、顧問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甚麼保薦人反過來要求特區政府作出百分百賠償保證，才願意如期上市？為甚麼特區政府不向這批專家、顧問，追究責任及要求賠償？也許特區政府的高官從來不會真正承擔責任，腦海內亦沒有要求其他人問責的細胞。
哀莫大於心死，經過七年半的訓練，筆者對上述事件，只會搖頭歎息。過去一年，筆者感覺最不愉快的事，卻是由大嶼山山火而起。一場山火，儘管燒毀大片林木，亦只是小事一樁；怎料到身在國外作國事訪問的國家總理，透過電子傳媒對大嶼山山火表示關注，更提出中央政府可動員國內同胞來港協助撲滅山火。國家總理日理萬機，要是國內所有如此小規模的山火或事故，也要總理操心，恐怕總理比常人多十倍時間，亦不敷應用。總理的關心，正好反映他對特區領導人的不放心，一場山火也怕港人無法自行解決；總理的一番好意，使土生土長的筆者感到十分羞愧。
變幻原是永恆，自開埠以來，香港不斷改變。回歸前，香港大致上是向好的方向改變；回歸後，中央政府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絕少干預香港內政，特區政府卻不斷扭曲市場運作及損害法治精神；又推出連綿不絕的鴻圖大計，但每次均虎頭蛇尾；遇上重大事故，只懂得向中央政府求救。是誰改變了香港？香港人心中自有答案。一年之始，筆者對港人的忠告是：「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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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