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智（GeorgeJ.Gilboy）
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規模可觀，與常見的東北亞洲模式卻大有分別。中國領導層現時發展工業經濟，類似日本、南韓、台灣在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情況。這些地方都在本土為科技創新奠定基礎，中國卻沒有。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始改革後，它的科技發展明顯出現這種差異。
日本、南韓和台灣從進口器材當中吸取知識，從而提升了本身的科技，並且為本國持續創新奠下基礎。這些經濟體的公司，當年不但添置舶來裝備，而且為了研究及吸收那些器材的科技，不惜再花上購入價的兩至三倍資金。可是過去十年，中國廠商用於科技研究的開支，與進口裝備的整體成本相比，連十分一也不到。經常令中國取得「新興強國」美譽的行業（電訊器材、電子產品及工業機械），在科技本土化的開支亦偏低（分別是進口裝備成本的8%、6%和2%）。此外，儘管中國企業盈利日益上升，多數廠商都沒有增加研究和開發的經費。十多年來，這方面的開支一直少於營業收入的1%。
因此，中國企業並不擅於開發新產品和服務。整個九十年代，新產品只佔中國廠商營業總收入一成左右。至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廠商，新產品卻佔營業收入三成半至四成，與中國成為對比。舉個例說：在巴西的電氣機械工業，新產品就佔二千年營業總收入的四成。
中國公司面對甚麼阻礙？政治改革沒有和經濟改革同步前進，是箇中原因。要科技發展成功，不止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及科學工程技術（這些技術中國擁有不少）。「創新」基本是知識和資源的交流，嘗試把這些元素重新結合，從而製成有吸引力的工具和產品，亦試圖分擔、甚或把當中的不少費用和風險減至最低。
簡單說，「創新」這項社會活動，需要把個人與群體連繫起來。可是，尚未改革的政治體制直接壓制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包括把企業、研究所、資本家、供應商和顧客連繫起來的合法結社。沒有這些自發、自主的「橫向聯繫」，就難以協調和管理市場上的工業活動。欠缺合法的橫向聯繫，不但破壞廠商之間的互信、合作和交流，而且妨礙科技的革新、吸收和傳播；開發有創意的新產品，所須成本和風險亦相應提高。更壞的是，地方官員為求實現個別目標，往往操弄相關規定，結果令國營行業成為一盤散沙，投資又互相重叠，造成浪費；地方政府亦徵收各種苛捐雜稅；最重要的是，「遊戲規則」被任意更改。
過去二十年，中國工商界一直需要應付這些風險，形成了獨特的經商文化──這種政制造成的營商環境之下，要符合一套特定標準或準則，才算是「行得通」的做法。這種經商文化有一項重要特點：中國公司往往刻意避免與國內企業合作發展業務，因為它們不想與政府內更多官員打交道，造成更大風險。
中國企業很少在外省投資，或與外省公司建立合作關係。業績最好的中國公司，與國內供應商的關係卻最疏離：電子和電訊公司每花一百美元購入舶來科技，才會買下一點二美元的同類國貨。此外，中國企業通常獨自從事研究和開發。最近一次關於研究和開發的全國統計，在二千年舉行：中國企業用於研究和開發的總支出，有二十七億美元，公司內部的研究用上九成三的款項、與大學合作的開支只佔2%、與國內其他公司的合作項目，佔這類支出不足1%。早前一項調查，訪問了八百家曾經在國內作出合併及收購的公司，發現其中八成六在本身城市的企業有投資，投資在本省企業的更有九成一。中國試圖把宇航、電訊以及工業機械的本地科技商業化，這方面的合併和合作卻經常以失敗告終。中國公司的規模不大，各行各業都是一盆散沙，部份原因就是出於這種情況。
與其把中國當作亞洲另一個科技和經濟「強國」，不如把它視為巴西或印度那種「正常」的新興工業國。要改革政治架構，管治能力才會改善，辦事的動機就可以改變，帶來新的經商文化，令中國有機會成為亞洲下一個工業和科技強國。否則該國多數廠商，都要在全球工業生產網絡的低層範圍苦苦掙扎，才可以賺取微薄的毛利。 （中國經濟問題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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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