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源於南亞的地震，和波及到印度等八國的海嘯，乍聽之餘，使人徹夜不寐。用地質上的板塊運動既不足以說明其恐怖；用舊約上的潮牆壁立也不能形容其劇烈。於是有等同一萬五千枚原子彈的爆炸威力的字眼之出現。這種以人造的東西來比喻此自然現象，反而更令人不可思議。我卻因這個形容詞而想起了思想家波普爾（KarlPopper）在世紀末所論前蘇聯物理學家沙卡諾夫來。
與其說波普爾是原子時代的思想家，不如說他是非線型時代的思想家，在世界上正在喧嚷與製造原子彈的時候，也就是大國在製氫彈，小國想製氫彈的冷戰時代，都是以在廣島所投下的原子彈為單位，作孤注一擲的思維。波普爾卻獨異於眾議，痛斥沙卡諾夫當時不事三思而鹵莽從事的助紂為虐；也就是幫助政府去發展氫彈。沙氏在回憶錄中細細說明而又深深懺悔他昔日的錯誤行為，可是這種事後聰明究於既造的事實甚麼關係呢？
波普爾認為古巴導彈危機源於氫彈在手，赫魯雪夫正因為氫彈在手，所以躍躍欲試，才有一舉而摧毀美國的冒險思維產生出來。而如此輕率的利用原子巨能的思想是絕對錯誤，萬不能一試的。在二十世紀末波普爾回溯起來，認為沙卡諾夫之發展氫彈是嚴重犯罪，不是懺悔所可補償，更遑論因懺悔而求世人的原諒了。換句話說，波普爾認為：沙卡諾夫雖有千言不能辭其咎，有萬辯也不能洗其罪；如人類已淪入萬劫不復後，你痛哭流涕又有何用，懺悔過去又有何補，這是波普爾與眾不同的勇敢聲音。
波普爾是經濟學家海耶克的朋友。海耶克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尚未到來時就在提醒世人：囂於塵寰的到天堂之路即是「到奴役之路」；而波普爾則深信：任何學說，不論是自然科學的或社會科學的，縱萬般精準，也難免出錯，有錯時改錯就是了，所以他主張以證偽則改之以代證實。學人卻不能用懺悔來贖自己犯錯之罪，因為回頭無路可走，局面太大，影響過多，只能考慮慎之於始。在獨裁的淫威下，惟有以不合作相周旋。
海耶克在先與波普爾在後的這些遠見與危言，由我們現在的二十一世紀看來，均已變成了洞見與預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