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嘉妍在碌架床上看書。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寶貝」貧窮兒童攝影展,將於明日舉行。
撰文:冼麗婷
攝影:司徒世華
我的爸爸是香港人。我本來和媽媽、哥哥住在恩平一間有四房兩廳的大屋,前年十月,我和哥哥獲批准來香港定居,當時好開心,因為在大陸電視看見的香港房子,比我們的更大,而且很豪華。
到達香港第一天,爸爸帶我們回香港的家,原來只是一間僅僅能夠容納一張雙人碌架床的板間房,我嚇呆了,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實。這時候,我才知道爸爸在深水埗的小檔攤替人修理風扇、電器,有時一天才賺得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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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我們搬屋。「新屋」是另一間百餘方呎的板間房,放了碌架床,還可以放飯枱和爸爸拿回來的舊東西。我不得不對這裏的生活適應,我和哥哥在白田一間小學讀下午班,爸爸每天給我們大約六元零用錢,為了再省點錢,我們每天步行半小時上學,又步行半小時放學。
我讀書成績不好不壞,在班裏考十多名,只有英文一科三十多分不及格。全班只有兩三個同學家裏沒有電腦,我是其中一個。爸爸試過用五十元買了一部舊電腦回家,可是怎樣也修不動。有一天,爸爸捧着一個舊電子琴回家,雖然走音,我還是很珍惜地把它放在床邊。
在香港長大的同學,比我們富有得多。我曾經探訪一個要好同學,她家裏客廳有一米高的大電視,她有自己的房間、書枱、電腦和很多很多的玩具,這些都是我沒有的。有一次,她來到我家裏問我:「乜你屋企咁細咁亂,好似垃圾崗咁嘅。」我很不開心,我不想再帶同學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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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會同人比較,問自己為甚麼同學有的東西我沒有;但我從爸爸修好的舊電視裏,看見非洲的兒童比我們還要窮,甚至要喝污水,也明白應該懂得滿足。我現在會知道,有錢的同學不一定比沒有錢的同學出色,讀書比住甚麼屋更重要。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拿得學業的獎狀;我希望將來可以上大學,然後當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