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
1993年初，性情爽朗、樂天知命的美國天普（Temple）大學宗教哲學教授傅偉勳（1933-1996），患了淋巴腺癌。兩次電療後，奮筆寫成《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他在北美一位老朋友對他說，「這本書我要看。我錢也有了、名也有了、權也有了，現在只剩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怎樣面對死亡。傅教授這位有錢有勢的朋友對這個題目感到興趣，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個大限，誰都逃不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的史書和文學，對烈士的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記載雖多，但像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TheDeathofIvanIlych）這篇小說那樣，把一個患了絕症的平凡人，臨近死亡前的精神狀態，繪影繪聲的描述出來的，可說絕無僅有。《紅樓夢》這部大著作，接二連三有人命赴黃泉，但多是一筆輕輕帶過。我們僅知黛玉吐血而亡，其他細節，只能想像。苦命的晴雯，夜雨孤燈，臨終時狀況更是淒涼，誰料寶玉過訪，作者安排她咬斷指甲相贈，終於把這場面「美化」了。
死亡這題目既然是中國人的禁忌，實難想像有關死亡的現實可以提升到一種學問層次，作為研究對象。其實西方人對死亡這話題一樣有忌諱。就拿美國來說，「死亡學」（thanatology）之興起，也是晚近三四十年的事。開山祖是原籍瑞士的庫布勒．羅斯（ElizabethKubler-Ross）女士。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她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倡導死亡學研究，因為她認為一般醫生只以救人命為天職，對絕症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毫不關心。教會中人對瀕死病人的照顧，也是片面的。他們只對病人靈魂的「健康」感到興趣。
她倡導的死亡學，形同一個「互聯網」，由醫生、護士、精神病科專家、神職界中人和患者親屬聯手合作，幫助病人渡過「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thefinalstageofgrowth）。這就是說幫助病人得到「善終」。她把這些心得和經驗結集成書，《論死亡與臨終》（OnDeathandDying）1969年出版時，《生活》（Life）畫報即派記者作專訪，從此聲名大振。後來她乾脆辭去教職，全心投入「死亡教育」的工作，不斷到世界各地演講，新作也一本接一本的出版。
傅偉勳的書全名是《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命學》，1993年由台灣正中書局出版。我買到的是1996年五版第三次印行的增訂本。以死亡學作題材的書在中國人的社會中竟然成為「顯學」，大大出乎作者和出版人意料之外。由於此書引起的反應熱烈，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的楊國樞和余德慧兩位教授在1994年合開了「生死學的探索」這門選修科，名額原定一百，後來一再臨時增加到一百八十人。
如果選讀這門課的學生是「銀髮族」，那麼這種「搶修」現象不難解釋。對老人來說，昔日戲言的身後事，終歸會到眼前來。但在台大選這門課的學生，人生這部大書才翻開幾頁，就想到生死問題，這算不算少年人未見花開，已悲花落的「浪漫」情懷？
如果他們都是傅偉勳的讀者，那麼他們選這門課，動機就不難解釋了。他的專著，除了剖釋死亡，還用了不少篇幅去肯定庫布勒．羅斯學說的基本精神：liveuntilyoudie，對生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傅偉勳的書，就是以身作則的證言：要活得好，先認識死亡。
本文開始時說過，傅教授這本書，是他患上癌症後短短幾個月內奮力完成的一個「悲願」。如果事前對這題目沒有研究，絕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他如期交了卷，是因為他在天普大學宗教系講授DeathandDying這門課已有十年經驗。除了採用庫布勒．羅斯的著作做主要教材外，他還給學生介紹世界各大宗教的生死觀。文學作品則以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為代表。比較別開生面的倒是他用了黑澤明的電影《留芳頌》（ToLive）作為輔導教材。
《留芳頌》故事簡單。東京市政府一位科長得了胃癌，只有幾個月可活。他早年喪妻，但為了全心照顧孩子，沒有再娶。二十五年後，兒子長大，結了婚，一家三口住在一起，但老科長察覺到，父子關係不像以前那麼親密了。二三十年來老科長從未請過一天的假，過的是刻板清苦的生活，這都是為了兒子，但兒子不了解他，也不感激。
他從銀行提了一大筆存款，開始吃喝玩樂，可是生死邊緣的空虛心境一樣纏擾着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一位玩具工廠的女工。他問她怎樣才可以活得像她那樣充滿生命活力。她說：「我所做的，只不過是工作，然後吃飯，如此而已。」接着她在飯桌上放了一隻電動兔子玩具。「這就是我工作的一切，」她說：「不過我感到我好像變成了全國兒童的好朋友。」
這句話使老科長認識到庫布勒．羅斯所說的liveuntilyoudie的要義。他在東京市政府工作，知道貧民區有一塊荒地，垃圾污水積聚，嚴重影響附近兒童的健康。孩子的父母多次請願，要把這荒地蓋建公園。可惜這個訴求，落在各部門的官僚手裏，一拖再拖，全無下文。
老科長把生命剩餘的幾個月全投進這個計劃上。他到各部門的負責人那裏一一跟進。幾個月後，荒地上終於出現了一個新公園。剪綵那天，坐在觀眾中的老科長，也咽了最後一口氣。
黑澤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事業低潮時，曾自殺過一次。活下來後，拍成了EdwardMurray所稱道的世界十大不朽電影之一的《留芳頌》，作為自己對生命的證言。老科長的選擇，就是傅偉勳說的「實存的選擇」（existentialchoice）。也是因為傅教授自己身患惡疾，歷盡在治療過程中必須忍受的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他看問題時才能夠感同身受。譬如他對「安樂死」（euthanasia）的看法。在我們「文明」社會中，這是一個可以討論、但永遠不會有結論的難題。我們看荷里活電影，一旦看到寵物如貓狗牛馬受了重傷，主人家不忍他們受苦的話，就會給他們一槍了結。這種手段，叫「人道毀滅」。
人類身染殘疾，可不能指望人家幫你「人道毀滅」。英國廣播公司最近有一條新聞說，一位名叫切斯特菲爾德的五十歲男子，身患末期癌症，最多只能活三個月。他打算請職業殺手到時給自己「人道毀滅」。事情一傳出來，就接到警告：任何人接受這份差事，可能被判終身監禁。警方承認，「這是個悲劇，情況很複雜，而且引起很多爭議」。
任何一種形式的安樂死，都屬違法。一旦有宗教團體插手參加討論，病人屍骨已寒多時，案子還是沒完沒了。從法律或宗教角度去看生死，是客觀的。因是客觀，論者感受不到病人痛不欲生的切身經驗，大可高談闊論、引經據典論證生命之可貴。因知安樂死難有希望在文明社會成為病人合法的選擇權益，最近澳洲黃金海岸一個停車場上，一群「銀髮族」用儀器測量汽車排出的廢氣，看看用那種汽車噴出來的對自殺最有效。
以上這則新聞，是達緯十二月三日在《信報》的一篇報道。這些「銀髮族」只是未雨綢繆，他們當然希望不用出此「下策」，但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我們看了達緯的文章，就不難了解這班「銀髮族」為甚麼要研究汽車廢氣。原來澳洲老人不少是因為無法承受長期病痛的折磨才自尋短見的。他們通常上吊來結束生命、太殘忍、太痛苦了。
「好死不如惡活」，這話自然有理。但當病痛變為「殺千刀」的凌遲之苦時，是否還要「活下去」的決定權，不該操於上帝或法官，而是痛不欲生的病人。傅偉勳教授書中的第五章，是「我與淋巴腺癌搏鬥的生死體驗」，結尾有這麼一段話：「經過兩番共四十四次的電療而力氣幾乎全失的我，深深了解到，人到了八、九十歲高齡已無生命力時的心情滋味究竟是甚麼。後來讀了聶爾玲（HelenNearing）女士那本《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LovingandLeavingtheGoodLife,1992），就很能根據自己的電療體驗，同情地了解她的丈夫斯各特為何到了百歲，寧以絕食方式自然安然接受死亡的箇中道理。自己沒有真正經過一番深刻的生死體驗，就沒有資格隨便批評他人選擇的死法。」
傅偉勳教授如果沒有過痛不欲生的經驗，也沒資格說這番話。生死學提出的兩大問題，要不要活下去，怎樣活下去，原是一個「實存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