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
今年立法會選舉後，政府曾以為自己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因為泛民主派不能過半數，不足以左右大局。
相反，親政府的政黨和工商派的政黨的直選議席卻有增加，再加上立場上可以和政府有商有量的泛聯盟，政府甚至曾經一度幻想有主導立法會的可能。只是有一些「不守規則」的議員如鄭經翰和長毛入局，但他們頂多帶來一些麻煩，不足為患。
突然，一直困擾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看似經已過去，甚至連七一效應是否仍存在也被質疑。
當政府仍為此興奮時，在選舉後不過約三個月內，一連串的施政挫敗已不斷湧現。先有公務員的減薪被法院裁定違反了《基本法》，再有因發展商欲拆毀紅灣半島重建，引起社會及環保組織的極大不滿，最後要由發展商主動收回計劃，來替政府解圍。
最新的則有領匯上市一波三折，最終難產，而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西九龍發展計劃，將是一個更大的計時炸彈，極可能觸發更大型的不滿及對日趨嚴重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憤怒。
特區政府在施政上，很明顯已變得舉步維艱，不得不承認新一輪的管治危機經已爆發。特區政府，以至中央，都多次錯估政治形勢，未能對症下藥，只因他們經常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
首先是誤以為只要不讓香港進一步民主，在建制上和憲政上的政治權力守得住，不落入民主派人士手中，管治危機就不會惡化。其次，他們甚至誤信只要能改善經濟，管治危機就會迎刃而解。
可惜，特區和中央均忽略了，香港管治危機的源頭，從來就不在於特首沒有足夠的憲政上的政治權力。根據《基本法》，特首一向擁有至高無尚的政治權力，而在中央一早透過《基本法》設定的鳥籠內，泛民主派在建制內亦一向插翼難飛。所以，問題的關鍵，一直都在建制外，特首一直缺乏應有的社會支持和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目前香港封閉和保守的政治制度，根本不足以反映社會上真正的權力分配，及多元化的社會價值。
在建制不能代表大部份人的利益時，政府只會處於一個進退維谷的局面，只有兩個均不可取的情況會發生：一是實行無為而治，盡量避免政府和它不能代表的社會利益發生衝突，這亦解釋了為何董建華愈是少露面，他的民望反而愈高。
第二個情況是，萬一政府一廂情願，不自量力地推行大型政策，所換來的便是不被建制所代表的社會利益的大型抗爭。雖然在立法會內不夠票，但市民透過法院訴訟，大型遊行，一樣有能力癱瘓特區施政。
以為透過經濟復甦就能解決管治危機，亦是因不了解香港的實況，而產生的美麗誤會，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一向不是純粹的經濟動物，他們對香港的民主、公平、人權和自由，擁有相當的抱負和執着。對低下階層來說，經濟的復甦並未惠及他們，反而帶來更多的貧富懸殊。因此，中央和特區用以對付管治危機的手段，只會變相為他們製造更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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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