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利．巴爾科（RadleyBalko）
自從發生安然醜聞之後，美國專業界和政界人士整天將「企業管治」、「企業公民」和「社會責任」掛在口邊。很可惜，聽聞香港也逐漸有這種趨勢。在現今社會，爭取消費權益的團體和政客，經常促請企業不要只顧賺錢，應該盡社會責任。這種論調意味着若不規管自由市場，將形成種種冷酷無情的結果──企業若只有謀求利潤的動機、不考慮社會公義的話，不能形成有文化的社會。
這可說是荒天下之大謬。二十世紀中葉美國作家佩特森（IsabelPaterson）的著作《TheGodoftheMachine》有一段精采的論述：「世界上的壞事多數是好人幹的，而不是出於意外、失誤或疏忽……無數思想家、發明家和管理人，對人類的健康和福祉作出貢獻──因為那並非他們的本意」。
九○年代，商家富爾斯坦（AaronFeuerstein）忽然成為美國傳媒的寵兒。他擁有一家以麻省為基地的紡織公司MaldenMills。一九九五年，該公司轄下三間工廠在火災中焚毀。富爾斯坦隨即宣布，在工廠重建期間，雖然工人不能夠生產，他仍會私人掏腰包繼續發薪給工人。傳媒立時吹捧他為商界英雄。結果全美國多家大學均邀請他到學校演講，又向他頒發榮譽學位。「六十分鐘時事雜誌」更製作了一輯歌功頌德的節目。
相比之下，通用電氣前總裁韋爾奇（JackWelch）的遭遇可說截然不同。他主理公司期間，外間很多人認為他是典型的冷酷無情、盈利至上的管理人。為了提高公司效率，轉移業務目標，韋爾奇裁減了數以千計的人手。華爾街欣賞他，報章的社評寫手和壓力團體卻討厭他。更糟糕的是，幾年前他離任前面對離婚訴訟，文件顯示，他可以享用多項豪華待遇，費用全部由通用電氣股東支付。
有趣的地方正在於，富爾斯坦承諾繼續發薪給工人，最終使他們失去工作，也賠上了公司。他耗盡積蓄，公司被迫宣布破產。
另一方面，韋爾奇在通用電氣推動一連串改革，一手將暮氣沉沉的家用電器企業，轉化為國際大財團，在多個工業界別領導群倫。他每刪減一個職位，最終增加十多個新職位。雖然輿論都稱讚富爾斯坦，譏諷韋爾奇，但正是這種「冷酷無情」的資本主義管理，造福大多數國民。
故事還有更令人莞爾的發展。富爾斯坦紡織公司宣布破產後，命懸一線，眼看即將倒閉。但在最後一刻，有幾位企業投資者出手相救。誰是主要借貸人呢？正是通用電氣──沒有韋爾奇的領導，很可能不復存在的公司。
企業的唯一責任是向股東負責。企業無疑必須守法，但違反法例而受處分、招致負面報道和須作出補償，都是不符合股東利益的行為。毫無疑問，大企業有能力回饋社會，資助本土藝術、教育和慈善活動。但慈善活動其實也是所謂「為謀利不顧一切」的一部份。獲各界稱譽為「良好企業公民」的公司，顯然更容易贏得公眾的好感，繼而選擇光顧。
今天的反商界人士要企業在盈利、創意和投資之上，遵守一項含糊的「利他」原則，視野何其狹窄。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最能夠創造財富，因為此制度信任國民的集體智慧：每一天，千百萬人自願進行千百萬次的互惠交易，這是經濟體系有效分配資源的最佳方法。若我們能夠自由追求個人目標，也必然會創造出對社會整體最有利的創富環境和秩序。
有人認為，不受規管的資本主義是非道德甚至不道德的。我們必須揚棄這種觀念。正如上述的例子顯示，假如我們將企業的良心行為，理解為對大多數人最有利的行為，則「為謀利不顧一切」並非不道德，這才是遠比「利他主義」更顧及公眾利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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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政策分析員，凱托文章逢星期三刊出